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轉變的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階段。那么民國時期的物價水平怎么樣?

　　上世紀三十年代，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全國、日本鬼子還沒有打進北京的時候，中國人的心氣兒是很高的。那時候，內戰已經基本結束，貨幣尚未開始貶值，新修的鐵路貫通了南北，民族的工業蒸蒸日上，各大城市都煥發出自民元以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農村——農村破產，農業蕭條，農民種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糊口。但這都是被國外農業和國際市場沖擊的結果，并不是因為國民政府虐待農民。更何況那時候的農民還沒有被拴在土地上，他們可以自由遷徙，可以進城務工，可以攜家帶口去任何一個大都市自謀生路，落地生根，無需介紹信和暫住證。所以那時候進城務工的農民相當多， 特別是在江浙地區，六成以上的農民都進了城，城市化程度遠遠超過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農民之所以進城，是因為農業收入太低。農民進城以后，無論做什么工作，無論是拉洋車還是撿破爛，無論是進廠上班還是去碼頭當苦力，收入都比種地高，活得都比在鄉下好，但是跟城里人仍然沒法比。1933年美國社會學家庫斯在天津做過記賬式調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塊大洋，而來津務工的農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掙到9塊大洋的工錢。雙方的居住條件差別更明顯：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濟也能在大雜院或者多層公寓里租一間小房住;農民呢?如果住不進廠里的集體宿舍，那就要跟同鄉們聯手在垃圾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簡陋的貧民窟。

　　奇怪的是，雖然農民收入低，住得差，卻比市民活得還要開心，因為他們的消費層次本來就低，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本來就少，只要不染上賭癮，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錢完全可以讓他們活得志得意滿，樂不思蜀。與此同時，市民卻總是感覺到錢不夠花，日子過不下去，活得越來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報》刊登了一個民國白領的家庭賬本，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這位白領念過大學，在某公司做中等職員，月薪高達50塊大洋。

　　嚴格講，每月50塊大洋不算高薪，因為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在100塊到600塊大洋之間，知名作家如魯迅、茅盾、張愛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幾百塊大洋的進賬。不過跟大多數普通人相比，月薪50塊已經相當了不起了。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綢緞莊高級賬房的收入——月薪僅10塊大洋;魯迅小說《祝福》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傭，一年工錢才12塊大洋;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在北京拉洋車，吃最便宜的大餅，住房不要錢(住在車廠的集體宿舍里)，從不賭錢，從不嫖妓，從不花錢看病，結果呢?“整整的三年，他湊足了一百塊錢。”用三年時間才掙夠100塊大洋。

　　那時候，天津老城區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塊大洋能買四間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幾百塊大洋就能買一所小型四合院。這位白領月薪50塊，買房一定不在話下，可是他卻沒有買房。他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妻子，還有一個初生不久的女兒，可他仍然沒有買房。

　　他覺得錢不夠花，他的薪水勉強只能應付開支，絕不可能攢錢買房。他每月都在記賬：“10塊錢租了一層全樓，連了一盞25支光的電燈。”住房開支10塊大洋。“住的地方離公司遠，天天要叫洋車，費3塊錢車費。”交通開支3塊大洋。“衣服扯5塊錢一個月，帽子、鞋襪都在內。”服裝開支5塊大洋。“隨便看一次影戲，或是同著鄰居打幾回搓麻雀，一塊娛樂費也是要的。”娛樂開支1塊大洋。“肥皂、草紙、紙筆、理發……4塊錢雜費尤其不能省了。”雜項開支4塊大洋。

　　另外他還要買米買面，買肉買油，要給女兒買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參加朋友的婚喪喜慶，要招待“鄉下來的親戚”，偶爾感冒一回，要買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見了一對花瓶，買了回來，歡喜得了不得，供在臺上，看著也開心，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統計各項開支，他總會花出去50塊大洋以上，他結婚前積攢的四五十塊大洋很快就沒了。他想到也許會生病，也許會失業，小孩大了也許要上學，他的開銷只會越來越大，而他的收入卻可能有減少的危險，所以“他恐慌，他憂慮，他愁思，他終日想到錢”。

　　總而言之，他活得很焦慮，很緊張，很有危機感，就像現代中國的白領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