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民國時期的邪教是怎樣的?

　　說起邪教，那時候因為邪教奪取了許多人的理智，甚至是生命。然而最近的“全能神”邪教成員殘忍制造了招遠麥當勞命案，再度引發公眾對中國民間秘密邪教組織的驚恐。其實，自明清以來，當局雖一再嚴禁，但民間秘密邪教組織，在中國底層社會，卻從未絕跡;民國晚期，邪教組織“一貫道”，甚至一度發展到與國、共兩黨分庭抗禮的程度。

　　“一貫道”發端于晚清，極盛于1940年代。其教義，雜糅儒、道、佛及耶穌教經典，宣稱整個宇宙分“紅陽”、“青陽”、“白陽”三期，各歷一萬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陽”期末世，大劫將至，須得信奉“一貫道”，才能消災免難。

　　該教之具體規模，尚缺乏具體統計數據。據該教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間，其全國組織架構，設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7大總壇。另據《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后，一貫道在上海擁有基層壇堂1144個，辦道人員6200余人，道徒約30萬人——而該教上海總壇，所轄范圍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圍，如常州、杭州、溫州等地分壇，亦歸上海總壇管轄。如此，當不難揣知，“一貫道”當年教徒之眾。有學者認為，極盛時期的一貫道，有教徒300萬人以上，當非虛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一貫道”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如汪偽中央稅警團團長李麗久、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汪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貫道”內擔任高級干部。“一貫道”魁首張光璧，亦充任汪偽政府外交部顧問之職。1946年，國民政府社會部聯合內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締“一貫道”，并以“漢奸罪”對該教發起起訴。但在張光璧等人的活動下，起訴無疾而終。

　　此類邪教之所以能滾雪球般壯大，實因其本質乃是一種傳銷式斂財機器

　　像“一貫道”這般，以生搬雜糅之教義，卻能迅速發展成民國第一“民間秘密宗教”，其緣故何在?換言之，這種邪教組織，滾雪球般壯大的原始驅動力，是什么?

　　臺灣學者邱麗娟，曾以清代中期為切入點，研究過“民間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結論認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層社會普遍流傳，“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他們憑著粗通的民俗醫術，編造一套消災祈福、追求來生富貴的宗教理論。”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則是因向往來生富貴的理論可以擺脫現世的貧窮，一則也是為了日后能夠謀取教職可以傳徒收錢。”

　　換言之，所謂“民間秘密宗教”，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越高層級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財源;越低層級的教徒，所獲財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擴充教徒人數，方能擴展財源。這正是民間“秘密宗教”——自民國之“一貫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始驅動力。至于其教義本身如何，實際上并不重要;正如傳銷模式下，其產品質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盡全力發展下線。

　　這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也恰恰是當日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們樂意加入“一貫道”，成為教內高級干部的主要原因——該道斂財名目極多，如捐錢辦道、考財、度大仙、功德費、開荒費、壇主費、獻心費、懺悔費、齊家費等等——投桃報李，以斂財為目的的教首們，亦可以投汪偽之所好，隨意更改其教義，宣稱“日本來中國是天數，來收惡人”;內戰期間，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讖語，妄圖漁利。“愚者求福，黠者斂財”，是近乎所有邪教組織的基本特征;洞悉此節，以作針對，方能識別、削弱邪教組織滾雪球傳銷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