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節，由于西風熏染日烈，中國的社會風氣也日漸開化，往昔那種大門不出二門不入的閨秀已不再恪守閨房的寂寞，而是頻頻步出閨閣，時常出來拋頭露面。年輕女子拋頭露面相會的增多，這就為那些“輕薄子弟”調戲良家婦女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據《申報》載，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城中城隍廟前，一婦人彳亍獨行。此婦人年甚少，相貌卻頗美。當時有兩個輕薄無賴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錦，見這位婦人孤弱無伴，就從后面追趕上去。近前以后，嬉笑指點，品其妍媸。這兩個無賴感到光說興猶未盡，于是再趕行幾步，到四景園茶室門前，就挨婦人之肩而過，竟伸手摸婦人的乳頭，“兼肆謔浪”。

　　這位婦人一時大驚失色，急忙用兩手緊握其臂，大呼捉賊。兩人意欲甩手逃跑。此時路人聚集，全環視婦人，向她詢問何事。婦人如實道來，“具言所行，眾人均笑詈之”。于是將這兩個無賴捆送縣署，“二人共荷一校”，在四晨園門前示眾三日(《申報》，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九日)。其實，相交、徐錦這兩位輕薄無賴，不過是結幫成派的流氓中的兩位。這批流氓一般家住浦東，在城內以做豆腐為業。城隍廟前的四景園茶室，實際上就是他們的窩藏之地，時常在此拉人“吃講茶”(《申報》，同治壬申四月三十日)。

　　流氓不僅調戲良家婦女，而且還誘奸婦女，專干性犯罪的流氓活動。同治年間，浙江鄲縣城內西雙橋，有吳姓婆媳兩人，專門以替人收生為業。婆婆年達六旬，而媳婦尚屬少艾，且豐姿秀美。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時分，行人已經絕跡。忽來一惡少，持燈一盞，命轎一乘，說是前來請收生。還說地點在小教場，韓姓家，請您媳婦去，大概屬于難產，實則滿嘴謊言。倉促之間，婆媳倆也來不及多細想，媳婦就“登轎徑去”。

　　婆婆看到轎夫身著棉綢小衫、紡綢褲子、廣式鑲鞋，與一般轎夫的裝束不同，心里也就產生了懷疑。于是，就請鄰里五六人追趕上去。正好碰到惡少與轎夫商妥，打算借演武廳作云雨臺，“意將輪奸”。顯然，這位轎夫也是無賴的黨羽。后來看到有人喊叫而至，只好棄轎而去，狼狽逃竄(《申報》，同治癸酉九月初二日)。

　　誘奸婦女其中也有手段甚為奸狡者。有一次，一少年乘江輪出行，偶抬頭見對門艙中坐一長相頗佳的婦人，于是就起了淫毒之心。入夜，婦人熟睡在床，少年折刀推門而入。婦人以為強盜來了，嚇得渾身發抖，問：“你要干什么?”少年說：“我要和你睡覺。”婦人正要喊叫，少年已將門鎖上了，隨即又把二百元銀幣甩到她面前，說：“和我睡一覺，這兩百元錢就給你，明日船一靠岸，各奔東西。如果拒絕反抗，我就先殺了你，然后自殺。”婦人為金錢所誘，又為利刃所逼，不再作聲，任憑少年爬上身體胡作非為。

　　次日早晨，少年忽在自己住的艙中大哭，并對聚攏來的買辦及諸客說：“我隨身帶了二百金，這些錢是我養家活口之資，昨夜全部失去，歸無面目，只有求死了。”船上買辦問：“你晚上睡覺鎖門沒有?”少年回答：“沒有。”買辦說：“銀子必定被賊偷了。不知道銀元上有沒有標識?”少年說：“有。銀元上都印有某錢莊的印。”于是買辦對乘客說：“為了拯救此人，請各位協助搜查隨身的行李。”乘客為了擺脫干系，證明自己的清白，都主動攤開行李接受檢查。

　　當來到婦人住房時，她神色慌張，堅決不同意檢查。買辦強行打開她的箱子，發現了打著印記的二百銀元。諸客見了驚詫不已，婦人掩面大哭。這時一老叟走出人群說：“我住在此婦鄰室，昨晚發生之事，聽得一清二楚。原原本本講述了一番，又氣憤地責怪少年說：“你既誘奸女人，又誣人偷竊，心狠手辣，禽獸不如。”最后，眾人商定，二百銀元仍歸婦人所有，并罰少年另拿二百元交給善會，以示懲罰。(陸德陽：《流氓史》)

　　除了這種誘奸以外，有些無賴之徒，還借捉奸的機會順水摸魚奸污婦女。清嘉慶十年，山東有土棍田二，與其父田坤、弟田三均性情兇狠，身上總是帶著刀。有李麻與王振海之妻謝氏奸通，并借劉宋氏之屋姘居。王振海四處找不到妻子，就去懇求田坤幫助尋找。不久，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謝氏，田二就將謝氏帶回家中奸宿，且欲霸占為妻。于是田坤出面逼王振海賣妻，給錢五千。王振海不敢違抗，只得應允。又有一次，田二知道莊驢之妻王氏與姚松奸情，就帶刀前去威脅、要挾王氏，并強奸了她。(《大清律例會通新纂》卷九，《戶律婚姻·強占良家妻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