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國內外貿易頗具規模，東西方領域的擴張加強了各地人民的溝通，因此交通問題就越發被重視起來。那么接下來小編給大家介紹一下元代的水路交通是怎樣的?

　　大元代的水路交通：運河的修通

　　隋煬帝開鑿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宋金時，早已淤塞不通。元建都在大都，滅宋后，從江南北運的貨物由浙西入江淮，從黃河逆水至中灤(封丘)旱站，然后陸運1百8十里至淇門入御河。轉運裝卸，勞費甚巨。于是改由任城(濟寧)開河，分汶水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運至直沽。但這也因海口泥沙壅塞，不便通行而罷廢。又改由東阿陸運2百里至臨清入御河，勞費更巨。1289年(至元26年)，采韓仲暉、邊源的建議，從安民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開河，入于御河，全長二百五十余里。

　　建牐三十一座，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泄，命名為“會通河”。隋代運河以洛陽為中心，迂回轉折，新運河全程縮短了九百公里。1291年，又用郭守敬的建議，引大都西北諸泉水，在金舊運糧河基礎上重加修鑿，東至通州，入于白河，全長一百六十四里，建壩牐共十一處，計二十座，命名為“通惠河”。這樣，江南的貨物就可以經杭州水運直抵大都。南北大運河的修通，主要是為了朝廷的財富需求，但它對溝通南北經濟，繁榮大都商業，都有著極大的作用。大都百姓需用的糧食，多半都是靠運河運來。但運河初開，岸狹水淺，只能允許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航。富豪權勢之家，往往造大船達五百料，充塞河面，阻礙航行;又強令不時開牐，更影響航運。大運河的運輸量還遠不能滿足大部的需要。很大1部分江南貨物，仍需要依靠海運。

　　大元代的水路交通：海道的開發

　　南宋時，海運已有較大的發展。宋金之間，嚴禁海上交通，但沿海人民依然私自販祟，往返于山東與江浙海港之間。1276年，伯顏入臨安，曾令朱清、張瑄等將南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由海道載入京師。1282年，伯顏憶及海運南宋圖籍的事，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載糧四萬六千石，由海道運至京師。但這次航行，因風信失時，次年始至直沽。海運試航成功后，忽必烈立萬戶府二，任朱清、張瑄經劃海運。1287年，又立行泉府司，專管海運，此后海運益趨繁盛。元朝規定，以嘉興、松江每年秋糧及江淮、江浙財賦歲辦糧充運，每年二月由長江口之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

　　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在直沽交卸完畢之后，海船在五月返航，復運夏糧，8月再回航。為了航運的安全，又開始實行了設標指淺的辦法。當時海船大者可載八九千石，小者二三千石，運量從初年的四萬余石遞增到三百三十余萬石。據明人邱濬的估計，南糧北運，“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大學衍義補》)。有元一代，海運始終是保證財賦的重要手段。官府備置海船9百余艘，船戶8千余，分綱航運。官造的海船不足則征發民船，強征水手，名義上是由宮府預付雇值，實際上是強迫征用。

　　大元代的水路交通：陸上驛站的設立

　　自窩闊臺以來，逐漸在廣闊的領域內，建立起“站”的制度。《元史·兵志·站赤》說：“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驛站的設立，起初只是基于政治的、軍事的需要，特別是邊遠各民族地區往來的需要。但驛站的廣泛建立，卻增進了各地的水陸交通。站有陸站、水站兩種，以陸站為主。陸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牛、驢和車，東北地區又有狗站，以狗拉橇。水站主要是指內河的交通，工具用船。

　　元朝中書腹里各路以及河南江北、遼陽、江浙、江西、湖廣、陜西、四川、云南、甘肅等行省所轄驛站共有一千四百處(其中水站約有四百二十余處)。此外，西北乞兒吉思、西南吐善等地，也都設有驛站，以便使臣往來。1276年，朝廷設通政院，統領各地驛站事務。各站設有館舍，供使臣居住。驛站所在地，簽發蒙、漢人民為”站戶”，與民戶分立，不納賦稅，但需供應驛站需用的車馬和使臣的飲食。過往使臣憑借“鋪馬圣旨”(給驛璽書)或差使牌符，便可向當站的站戶勒索酒肉，多方敲剝。站戶承受的壓榨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