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就是社會成員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觀點，想法和見解的總稱，它是人們對社會生活中各種政治活動、政治現象以及隱藏在其后的各種政治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的自己和系統的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種表現形態。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是怎樣的?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歷史簡介

　　夏、商、西周都是奴隸制社會。在奴隸社會，奴隸主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和奴隸本身，政治上實行奴隸主專政，而創造財富的奴隸卻處于牛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無保障，人身沒有自由。國王是最大的奴隸主，國家機器以國王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獨斷專行，對奴隸實行暴虐統治。奴隸常常被任意殺害，甚至成為奴隸主的殉葬品。為了擺脫悲慘的命運，奴隸們采取各種形式同奴隸主進行斗爭。這一時期，生產力低下，科學不發達，奴隸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權的說教對人民進行統治。

　　春秋末期至鴉片戰爭前的兩千多年里，中國一直處于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為數不多的封建地主階級,擁有大部分土地，廣大農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在政治上，實行地主階級封建君主專制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建立起以地主紳士為中堅的龐大官僚機構，對人民實行殘酷的統治。廣大農民沒有任何參政議政的權利，只有服從的義務。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反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農民舉行了大小幾百次的武裝起義。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內容介紹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從內容上可劃分為殷周、春秋戰國、秦漢到鴉片戰爭以前等 3個時期。殷周時期　商代、西周時期,中國處于奴隸社會,當時以祖先崇拜為特征的宗教世界觀統治一切。在商、西周兩代，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與這種宗教世界觀密切相關的神權思想。統治者假借宗教迷信進行統治。把神權和王權結合起來，宣揚君權神授，宣稱國王是受所謂至尊無比和主宰萬物的“上帝”之命來人間進行統治的。周取代商，給君權神授觀念以很大的沖擊。周統治者為了自圓其說，提出了“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觀點。這樣，神的一元論逐漸過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輔天的二元論。在周取代商的斗爭中，周的統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罰”等政治主張，這是中國民本思想的開始。(見彩圖[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甲骨片,記有主宰人間的“帝”

　　春秋戰國時期　這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和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逐漸變為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階級關系的變化，奴隸社會的上層建筑日趨瓦解，出現了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這是一個社會大分裂，大動蕩的時代，“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君臣無常位，社稷無常奉”，戰爭頻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恢復社會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從各自的階級立場和認識出發，提出救世方案。當時社會動蕩不安，統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嚴格，社會上沒有絕對的權威，言論相對自由。特別是由于戰爭年代，各國很需要人才，知識分子的地位較高，因而他們言政議事也較為積極而較少顧慮，形成了百家爭鳴，學術空前繁榮的局面。當時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軻、荀況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說，以《老子》書為代表的道家學說，墨翟為代表的墨家學說，許行為代表的農家學說等。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對統一、相對安靜的西周社會,以周禮為標準統一人們的言論和行動,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他向各國統治者呼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用“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待人民和處理一切人際關系。他向統治者建議以德治國，以刑輔之,但同時又提出以寬濟猛,以猛濟寬的治國思想。他要求人們加強道德修養，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強調人治，主張“舉賢才”。生于戰國時期的孟軻則認為解決時局的關鍵是實現中國的統一，而只有“不嗜殺人”的仁人才能統一中國。他發揮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政在得民”，并進一步發揮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學說被統治者視為迂闊，孟軻之后的荀況肯定儒家學說的某些方面，糾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闊之處。他既主張尊君，亦提倡愛民;既提倡“隆禮”，亦主張重法，并對禮作了系統的發揮;他一方面宣傳仁義道德，同時也宣傳刑罰法治。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提倡用人唯賢，反對用人唯親。

　　法家代表商鞅、韓非主張富國強兵，提倡耕戰;尊崇暴力，強調法治，認為治理國家應該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無等級”、“以刑止刑”的觀點，否認一切倫理道德，主張用武力進行統一;要求強化社會組織，對人民實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他們還主張絕對君權，宣傳獨裁政治。

　　以《老子》書為代表的道家,主張一切順乎自然,提倡無為而治,向往小國寡民的社會生活,反對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質文明。道家要求人們謙虛退讓,以退為進,“柔弱勝剛強”。它贊美“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道，反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主張尚同，強調把天下的思想統一于天子，統一于天;主張尚賢，即用人唯賢;提倡兼愛，非攻，揭露不義之戰的罪惡。

　　農家學派的黨徒們主張君民共耕而食，無上下等級的區別。

　　秦漢到鴉片戰爭以前　這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綱五常”說發展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可分以下3個階段：

　　① 儒學獨尊和儒學神學化，即“三綱五常”說神學化階段。秦王朝實行法家政治統一了六國，但把法家學說絕對化，迷信暴力，導致速亡。漢代君臣和思想家們認為，秦的速亡是因為“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針對當時民生凋敝的情況，他們主張實行較為寬松的政策，借以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諸家之長的黃老之學便應運而生。黃老之學主張清靜，倡導無為而治，對人民的事務實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只能起暫時緩解作用，不能作為長期的政治指導方針。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訓，統治者雖然不肯完全放棄法家的政治學說，卻不愿公開采用法家的主張，因而以溫和、穩健、文雅為特征，強調入世的儒家學說便成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學說。經過陸賈、賈誼等人提倡，到漢武帝時,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所采納。董仲舒的儒學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經過改造的，以儒家學說為骨干，吸取了陰陽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學說。它在哲學上宣傳“天人相與”,政治上宣傳“君權神授”,倫理上提出系統的“三綱五常”說，并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到了東漢，新儒學發展成為讖緯神學，蛻化成預卜吉兇的迷信。

　　② 儒學玄學化階段。晉初，國家暫時統一，不久又出現“八王之亂”，隨后北方少數民族和漢民族南北對峙，征戰無已，社會非常黑暗。由于社會動亂，統治階級內部的自相殘殺，知識分子常因言語不慎而遭大禍，社會上形成恐怖氣氛,人們不敢鮮明地表達政見,因而出現了提倡道家學說,宣傳虛無,主張無為而治的玄學。何晏、王弼等玄學家通過注釋《老子》、《莊子》、《論語》、《周易》等諸子經典，建立起唯心主義的本體論，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疇來論證三綱五常的合理性，宣傳“名教本于自然”，實行儒道結合，儒學被玄學化。此外，以曹操為代表的法家思想，鮑敬言的無君思想，傅玄的務實思想，《列子》書為代表的縱欲思想等在這一時期也有一定影響。

　　③ 儒學哲理化階段。隋、唐和兩宋仍奉儒學為官方政治哲學。為了強化儒學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韓愈著《原道》，把儒學提到“道”的高度來認識和宣傳，給儒學蒙上了一層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統治者和一些知識分子總結了歷史經驗，又吸收當時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內容,把儒學和佛道結合起來,使儒學哲理化，形成理學。以北宋程顥、程頤和南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理學中的客觀唯心主義派別,而以南宋陸九淵,以及明代王守仁為代表的陸王心學是理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派別。盡管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哲學觀點不同，相互攻訐,但它們的思想核心都是為了維護“三綱五常”,論證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權和封建統治秩序天理化。他們認為凡是同“三綱五常”教條相違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以此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們還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認為只要人的意誠、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學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統治階級官方哲學的地位，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個朝代達六七百年之久。

　　政治思想領域爭論的主要問題　中國奴隸社會中，政治思想方面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天命還是強調人事。商人尊神,強調天命;周人尊禮,強調人事，因而有“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的記載。

　　在封建社會，政治思想領域爭論的問題主要是：

　　禮治與法治　禮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張，法治是法家的治國方略。禮治強調防患于未然，用溫和的手段解決問題。法治強調事后的懲罰，用暴力對犯法者進行威懾。方法不同，目標則一，都是以維護封建社會秩序、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為目的。

　　儒家否認人類平等,認為“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并且認為“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通義”。他們試圖建立一套以等級制度為特色的社會規范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使人們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漢朝的賈誼，宋朝的司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發表了大量的關于禮的言論。法家不否認等級制度，但他們認為治國在于賞罰。他們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大法”，“刑無等級”，“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則。他們鄙視倫理道德，迷信暴力，認為“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十者是亡國之物，宣傳君主獨裁和君主至上。他們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獨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則上。中國古代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禮治和法治的爭論，是在德治和刑治的爭論中體現出來的。

　　德治與刑治　德治與刑治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主張以德服人,以刑輔之,后者主張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張。儒家主張用禮約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禮的人。孔丘說：“為政以德。”孟軻說：“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張性善論，認為人人都有惻隱、辭讓、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過教化，潛移默化地使人人皆為堯舜。他們認為這種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辦法。孟軻說：“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他們反對法家懲辦的辦法，認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殺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認為人性是惡的，“固驕于愛而聽于威”，用說服的辦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張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韓非反復強調“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