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太監奪權趣談
歷史上最嚴重的太監奪權,皇帝遭軟禁,600朝臣被殺,這是怎么回事?趕緊一起來看看學習啦小編為您推薦的歷史上的太監奪權趣談,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歷史上的太監奪權趣談:
“安史之亂”是宦官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安史之亂”發生后,唐肅宗李亨因強藩作亂、險亡其國而開始對武將妄加猜疑,宦官則大受寵信,開始內掌軍隊,外監諸將,其權力從內廷向外朝逐步延伸,從間接向皇帝進言干預朝政到直接把持軍政要職,最終形成了專權格局。“安史之亂”中,肅宗李亨在宦官李輔國支持下即位,對李輔國特別寵信.
李輔國官兼數職,權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樞機要大權,因他排行為五,貴族王公見了尊稱其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輔國擁立有功,更加寵信,稱為“尚父”。李輔國竟也大言不慚地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處分。”可見朝政大權已全在他手。后來,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殺了過于專橫跋扈的李輔國,又將皇室防衛力量的禁軍交由程元振典掌,結果使程元振的權勢又超過了李輔國。程元振之后是大宦官魚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成為當時討伐“安史之亂”的唐朝大軍實際上的統帥,代宗還讓他掌管了中央警衛部隊的“神策軍”,權勢氣焰又高出一等。后因其居功自傲,挾兵脅迫皇帝遷都,被賜死。這一時期宦官勢力發展十分迅速,但當皇帝不滿宦官跋扈時,還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勢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與順宗二朝,是宦官監軍和專典禁軍制度化的階段。魚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領兵、相二權,宦官也不再掌握禁軍。但德宗年間發生“涇原兵變”,宦官竇文玚、霍仙鳴因率領宦官及親王左右保駕有功,被起用為禁軍統領,又于貞元十二年(796)任為左右神策軍護軍,直接統帥指揮禁軍。
此后,設神策軍護軍二人、中護軍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宦官掌握禁軍便由此成為定例。本來皇帝是想用宦官來監軍,控制武將,避免尾大不掉的情況再生禍亂,但沒想到的是,宦官監軍卻帶來了新的災禍。由于宦官典軍制度化,使其勢力達到左右朝政、制馭百官的程度。如順宗時“二王”改革,改革派想奪取宦官兵權,宦官干脆迫使支持改革的順宗退位,并罷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員。從唐憲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專權的鼎盛期,這股依附于皇權的惡勢力,對它所依附的皇權構成嚴重的威脅。“二王”改革失敗后,幾乎所有宦官都參與朝政,廣泛深入到當時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如大批宦官進入政府,擔任諸司使職;掌握宮中全部機要,出納王命;干預吏選,監視外朝官員;掌握書院、國子監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領域。
由于朝中文武大權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國策、進退將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縱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縱的傀儡。憲宗以后到唐亡的9個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廢立。唐文宗哀嘆自己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他說:“赧、獻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復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連皇帝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還有誰敢跟他們作對呢?
安史之亂簡介:
安史之亂,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發生的一場政治叛亂,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
由于發起叛唐者乃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爆發于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三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司馬光《資治通鑒》:“(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
名稱:安史之亂
地點:中國北方
時間:755年12月16日—763年2月17日
參戰方:唐朝、大燕
結果:唐朝獲勝,地方割據局面開始形成
參戰方兵力:唐朝60萬(安史之亂中期)
傷亡情況:大燕30萬(安史之亂中期)
唐方主要指揮官:李隆基、郭子儀、高仙芝、哥舒翰
燕方主要指揮官:安祿山、史思明、史朝義、安慶緒
開始時間:755年12月16日(天寶十四年)
結束時間:763年2月17日(廣德元年)
安史之亂的影響:
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二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司馬光《資治通鑒》:“(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
當時唐室為了早日結束戰事,不惜招撫安史降將如李懷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節度使,允許其保留所據地區與兵力,于是藩鎮(方鎮)數量激增,全國各地均置節度使。而安史叛將的舊有軍力得以維持,因此便割據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務,“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鎮割據的問題。如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李寶臣據成德、李懷仙據范陽,皆領節度使之職,即河朔三鎮。當時方鎮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實上卻割據一方,使唐帝國陷入分裂的狀態,當中以河朔三鎮為甚[7]。此一割據狀態可謂一直維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國。唐末年,宣武節度使朱溫帶兵進入京師長安,控制唐室。其后當朱溫廢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為帝,全國各地隨即各自獨立。
安史之亂之影響也包括促使長安、洛陽的衰落與中國政治重心的轉移。自秦漢、隋唐以來,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一帶均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亂后,因戰亂持續而殘破不堪,李庾《東都賦》描寫安史叛軍“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洛陽“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個皇朝均不再定都于西安或者洛邑。
財經上,華北經濟因此而殘破,經濟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經濟地位。歷時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主要蹂躪黃河中下游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產大受破壞;相反,安祿山軍隊雖也曾想攻打江南,擴張勢力范圍,但唐室因許遠、張巡等名臣死守睢陽,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戰亂的摧殘,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為南方帶來勞動力,使江南的經濟則日益發達,最終其經濟規模凌駕于中原之上。
唐室為了平亂而向外族回紇借兵,回紇自持憑平亂有功,也屢屢向唐室勒索威逼財帛,連年的侵擾邊境,唐的聲威至此淪落,天可汗制度無法維持。原本隸屬于唐朝的西域地區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時間內陸續被吐蕃和回紇所完全占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