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妨礙了海外市場的擴展，抑制資本的原始積累，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使中國與世隔絕，沒能及時與西方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發展生產力進行交流，使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清時期的海禁

　　海禁，又稱洋禁，或稱“閉關鎖國”，是明清政府實行的嚴格限制對外交通和貿易的政策。明清兩朝都實行“海禁”政策，但其內涵并不相同。明朝的海禁，只是禁止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并不禁止外國來華貿易，是一種由官府壟斷海外貿易的政策。同時，明朝的海禁政策也未貫徹始終。明政府曾一度開放海禁，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又蓬勃發展起來。而清朝以“天朝上邦”自居，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長期關閉國門，嚴格限制國人對外交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一切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政策。

　　明清兩朝的海禁(閉關鎖國)政策主要內容包括：(1)海禁。明代出于抗倭、防擾需要，實行海禁政策。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實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違者處死，貨物全部沒收，以后又多次下達“片板不許入海”的命令。(2)限制通商口岸。1685年清朝統一臺灣后，宣布開放對外貿易，設置四個港口：廣州、漳州、寧波與云臺山(連云港)，準許外商來華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把四口減為廣州一口。(3)實行“行商制度”。行商一般稱“十三行”，實際不限于十三家。清政府授予這些行商對外貿易壟斷權，后又授權行商代理政府向外商征稅，負責管理外商及與外商交涉事宜。外商不能與政府官員和其他人民直接交往，甚至海關官員也不行。(4)限制出口貨物種類和數量。糧食、五金、軍火(硝磺)、書籍(史書、地圖等)等商品嚴禁出口，并規定了絲、茶、大黃等商品的出口限額。還規定廣東行商與外國人交易不能用銀，只能進行物物交換。(5)限制外國人在廣州的活動。其中有些限制是合理的，如禁止外商偷運槍炮進入廣州，禁止走私漏稅、販運鴉片等。但也有很多不近情理的規定，如只準外國人住在行商所設的館舍中，并且只能在農歷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在附近之花園、寺廟散游一次，不準在外住歇飲酒，不得在粵過冬，禁止帶外國女人住旅館等。

　　海禁政策并非“鐵板”一塊，明朝曾有一次公然違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鄭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動機來自于篡奪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懷疑建文帝隱藏在西洋，進行搜尋追捕;二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進行的政治游行。鄭和七下西洋沒有任何實際的經濟價值，一不殖民，二不貿易，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結果只能是勞民傷財，浪費了大明的國力。清朝“一口通商”，只限定廣州一地對外通商，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于明清海禁(閉關鎖國)政策的形成，究其原因，無外乎防止沿海地區的人民勾結海外勢力挑戰其統治、防御倭寇的騷擾和荷蘭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不斷的侵擾、封建社會小農經濟重農抑商思想的反映。其實明朝實行的海禁(閉關鎖國)政策與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關的。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想恢復一種“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的農業社會。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在這個背景下，明太祖實行海禁就一點也不奇怪，連國內貿易都想要禁止，更何況是對外貿易?防御倭寇不過是實行海禁的一個很好的借口而已。

　　海禁(閉關鎖國)政策雖是明清政府實行的防御自衛式的政策，在抵御外國侵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又有消極落后的一方面，海禁嚴重阻礙了中外聯系，給中國航海業和對外貿易帶來沉重打擊，使中國日漸脫離世界發展大勢，失去了利用國際貿易的優勢地位開辟海外市場、刺激資本擴張、推進了工業化的契機。這種具有消極影響，落后、防御自衛式的政策，顯然與當時已經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貿易格格不入，嚴重違背了世界潮流，使中華民族長期游離在世界大家庭之外。直到鴉片戰爭結束后，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威脅下被迫逐步開放，海禁(閉關鎖國)政策才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要汲取歷史教訓，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中，積極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