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歷史對雍正的評價是什么，希望能幫到你。

　　歷史對雍正的評價是什么

　　總評

　　雍正帝與康熙帝一樣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過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史書評價

　　《清史稿》：“圣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于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于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歷代評價

　　康熙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學家昭梿說：“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余嘗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檔，雍正中惟特造風、云、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雨旸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游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蘭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贊揚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 ”

　　法國傳教士杜赫德評論道：“盡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現得像是一個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稱贊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熱衷于政事，他為了天下百蒼生的福樂安康夜以繼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給雍正皇帝帶來最的樂事就是向他提出一個能夠提高民眾福利、緩解百姓的生活壓力的良策;他會不惜一切代價努力將這項計劃盡快訴諸實踐。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揚美德獎勵善舉的政策，使得臣工們紛紛效法雍正皇帝(節儉的作風)以幫助災荒之年的百姓渡過難關。這些優秀的品質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全國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評價道：“新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父王。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余力地鼓勵農事。他對這一于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百藝之首亟為重視。各省農民被所在州、官評選為最勤勞、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為八品官。農民為官，并不需為此放棄他已卓有成效的農事耕作，轉而從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錢谷。”

　　魁奈：康熙皇帝的繼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種法規，全都有助于樹立起尊重農民的觀念。除了他自己親自犁田播種作出表率外，還下令各城市的總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轄地區選拔出勤懇耕種、誠實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農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聲譽及相稱的特權。”

　　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評價道：“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松，執政末期受儲立之爭所擾且出現典型長壽帝王的統治能力退化現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滿清實已浮現官僚組織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平惡化的危機;由于雍正即位時正處于政治歷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45歲)，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并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他的改革同時包含力行整頓與和現實的妥協(如火耗歸公與養廉銀)。”

　　近代日本學者、清史研究專家稻葉君山說：“帝承康熙疏節闊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創定清朝財政之基礎。至日后盛運期之財政，實帝之所賜也。譬如農事，康熙為之開墾，雍正為之種植，而乾隆得以收獲也。”

　　中國歷史學家、清史專家蕭一山說：“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世宗治國天資獨高，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好名圖治，於國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國時期歷史學家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諸子，皆無豫教，唯世宗之治國，則天資獨高，好名圖治，于國有功。則天之佑清厚，而大業適落此人手，雖于繼統事有可疑，亦不失為唐宗之逆取順守也。”

　　著名清史研究專家馮爾康說：“雍正本人是有作為的、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貢獻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啟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續發展，成為清朝的鼎盛時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數百年積弊，所實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成功解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人口稅問題，是巨大創舉。所實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政策，具有現代財政預算、財政管理的意義。在古代歷史上，唐朝劉晏實行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很得人們的贊譽，雍正的經濟政策，比之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統觀雍正的歷史地位，他應當是古代歷史上的杰出帝王。”

　　清史專家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怕早已衰亡。 ”“有人說他雄猜陰鷙，是否如此姑且不論，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勞，勤于庶政確是事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貢獻，但為期過短，遽爾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務;即使已經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遺詔中所說：‘志愿未竟，不無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樣的壽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會不同;要是像兒子乾隆那樣的長命，多活三十一載，政治上變化之大，自不在話下——夸大的說，也許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國的命運，亦為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