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在保存史料上有一定的價值。例如李密〈討隋煬帝檄文〉在《隋書》和《新唐書》的《李密傳》均不載，只有在《舊唐書》中得以保留。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舊唐書的修史經過簡介，歡迎大家閱讀：

　　舊唐書的修史經過簡介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五代后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后，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唐朝歷代修有實錄。自唐初以來便在實錄基礎上撰寫國史，以吳兢、韋述所撰最為有名。吳兢撰成《唐書》六十五卷(一說九十八卷)，韋述又補遺續缺，撰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續作。但武宗實錄不全，以后歷朝實錄沒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兩代都曾下令廣泛征集唐史資料。后晉時，賈緯以所搜集的遺文和故舊傳說等，編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后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當時的宰相趙瑩負責監修。他挑選文士，擬訂了完整而龐大的搜集資料和編寫工作的計劃。寫作是在唐國史的基礎上，利用當時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綴補而成。趙瑩即從兩個方面著手組織編纂。其一，根據史館所缺史料，奏請下詔購求唐武宗會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歷、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其二，與張昭遠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計劃，并提出若干具體措施：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為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勛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太常禮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臺、御史臺、兵部職方、秘書省等部門“備錄”、“條列”各相關材料，以憑撰述禮、樂、刑法、天文、律歷、五行、職官、郡國、經籍等志。兩年以后，趙瑩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離史任，未竟其業。但是，編纂工作在張昭遠的具體主持下，仍然依計劃繼續進行。因此，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全書修成，歷時僅四年多。《舊唐書》從后晉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完成。因為書成時劉昫正在執政，按當時的規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國家修史的主編(監修)，因此劉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三任監修之外，參預纂修工作的，先后總計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呂琦、尹拙、崔棁、鄭受益、李為先(一作光)。其中，張昭遠始終具體負責其事，用力最勤。賈緯受詔不久即去職守喪，書成前一年起復，主要貢獻是其《唐年補遺錄》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許多難得史料。趙熙始終其事，“竟畢其功”。王伸于書成之日，身列“恩獎”名單。呂琦預修唐史，史稱“有能名”。

　　《舊唐書》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對后晉大舉進攻，造成了開封及河南州縣數百里內杳無人煙的慘狀，公私損失都很嚴重，史籍遭劫自也難免。因此修成的《舊唐書》，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舊唐書》的作者去唐不遠，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里修成這樣一部二百卷的大書。

　　關于唐代前期的歷史，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繼編寫的《唐書》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實錄對唐初至唐代宗時期的歷史事件記述較為完整。一般認為，五代紛亂之時，唐代遺聞往事，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這部唐史援據較少，而其前半則“全用實錄、國史舊本”。(在研究新、舊《唐書》的論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學者趙翼的說法：“《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并由此判定《舊唐書》的史源。同時，在肯定《新唐書》“增舊書處”時，也引用趙翼在另一處所說：五代紛亂之時，《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太平已久，舊時記載多出于世，故《新唐書》采取轉多。請注意趙翼下面的這一說法：“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圣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 據此，更有人認為：“《新唐書?藝文志》所載，較《舊唐書?經籍志》增多可見。此皆晉修《舊唐書》時所未能見者也。”

　　其實，上述認識，不論是趙翼的兩段論述，還是今人的那種說法，都失于深入、細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時未曾見到的書。其實，這些認識都缺乏深入、細致的考察，不足以說明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舊唐書·經籍志》所錄，以毋煚《古今書錄》為據，乃“開元盛時四部書。至于天寶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晉時沒有看到，而是史臣們不打算將其混雜到“開元盛時”的著錄之中。對此，后晉史官說得十分清楚：天寶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后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并不錄。《舊唐書》卷46《經籍志上》。

　　這里提到玄宗天寶以后的撰述有三類，一是“裁國史之繁略”者，二是“記禮法之沿革”者，三是“諸公文集”，只不過都放在本人的傳記當中記述罷了。因此，凡是《舊唐書》紀、志、傳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寶以后的撰述，都應視為后晉纂修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

　　舊唐書的作品特點

　　《舊唐書》是五代后晉的官修史書，當時叫《李氏書》。到宋朝，因歐陽修、宋祁等人編修了《唐書》，才有了新、舊之別，稱前者為《舊唐書》，后者為《新唐書》。

　　《舊唐書》五代后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由紀、傳、志三部分組成，共有200卷。

　　作者——劉昫，五代史學家，后晉政治家。后唐莊宗時任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后晉時，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晉出帝開運二年受命監修國史、負責編纂《舊唐書》。

　　《舊唐書》的顯著特點是前后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也差別較大，這是由當時的時代特點所決定的。

　　《舊唐書》編修的時代離唐朝滅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別是唐代前期的史料。但由于當時正是割據混戰的時代，《舊唐書》在短期內倉促修成，所以對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錄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由于《舊唐書》主要是抄錄唐代史料成書，所以后期大不如前，也比較粗糙，但是《舊唐書》也具有不可抹殺的價值。

　　它保存了豐富的史料，記事比較詳細，便于讀者了解歷史事件的過程和具體情況，因而受到重視。比如對唐順宗朝王叔文集團當政時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記載比較具體。唐穆宗以后的本紀，雖然內容蕪雜，但也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紀》、《僖宗本紀》里較詳細地記載了寵勛起義、黃巢起義的情況。昭宗、哀帝本紀則較詳細地記載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情況。因為《舊唐書》記事詳細明確，所以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唐紀》部分，大抵采用《舊唐書》。

　　《舊唐書》還保存了不少很有價值的文章。

　　如《呂才傳》、《盧藏用傳》分別登載了兩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賈耽傳》登載了他進奏所編地理圖志的表奏。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和地理學史的重要文獻。

　　《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系的史料。

　　《舊唐書》編撰所遵循的指導原則是“纂修須按于舊章”，即忠實于唐代遺留下來的原始資料，對歷史事實的記載完全按照當時人的思想認識，這樣就真實地反映唐代不同時期的思想認識和時代風貌。

　　由于《舊唐書》的這些優點，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舊唐書》完成一個世紀后的北宋仁宗年間，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書》。當時的編修目的，一是為了吸取唐代興衰治亂的經驗教訓。一是為了通過修史，進行忠奸善惡的褒貶，因為《舊唐書》“褒貶或從于新意”，以五代時期的思想認識來看待藩鎮、忠義、叛逆等問題，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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