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是指發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間的一場規模巨大、曠日持久的在皇統問題上的政治爭論，原因是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為其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大禮議之爭的過程，希望對你有用!

　　大禮議之爭簡介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統治階級內部在皇統問題上的政治論爭。“始而爭考﹑爭帝﹑爭皇﹐繼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斗爭的焦點是如何確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號。

　　實質是世宗通過議禮之爭，打擊楊廷和等先朝閣臣和言官，確立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推行新政。這一事件從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開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以世宗一方勝利結束，在嘉靖年間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禮議之爭過程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長子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贈岳王，謚懷獻)。明憲宗生十四子，長子為明孝宗，次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前往其封國安陸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興獻王邸[1]​。

　　正德十四年，興獻王薨。以世子身份居喪并決策封國政務。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此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于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于以什么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武宗年間，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武宗起草遺詔，這時卻被朱厚熜利用，成為迫使楊廷和改變立場的利器。 因為遺詔的內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親弟興獻王次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未采納群臣擬定的“紹治”年號)。

　　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謚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王(漢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將此議上奏皇帝，并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朱厚熜試圖優撫楊廷和，并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朱厚熜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后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朱厚熜見此奏章后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朱厚熜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無奈之下，勉強同意稱父親為“興獻帝”，母親為“興國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后，孝宗皇后為昭圣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為莊肅皇后。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并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后，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

　　大禮議之爭影響

　　經了三年的大禮議，最后以君權的高壓結束，朱厚熜已經羽翼豐滿，并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后變得獨斷獨行、一意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制，促成了朱厚熜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使得楊廷和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為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后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后，內閣14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過撰寫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

　　大禮議對歷史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繼大統，內心深處實際上隱藏著難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楊廷和等人的“繼嗣”論縈繞在他的心頭，必須制服群臣才能樹立嚴威。自卑心理轉化為剛愎、猜忌、橫暴、獨斷，處處標新立異，時時戒備群臣，千方百計樹立威權。

　　經過大禮議，在理論和禮儀上終于為自己樹立了正統地位;在權力上終于獨攬乾綱，威懾群臣。除強化了皇權外，還產生了許多其他嚴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議禮，因此干擾、沖擊、擾亂了政治、經濟的進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順著嘉靖皇帝的意愿議禮有功，便可飛黃騰達，甚至一躍而為巨卿宰輔，因此釀成諂媚之風;由于議禮兩派黨同伐異，勢不兩立，因此釀成黨爭之風。所有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敗，因此史家說“吏治繁偽，兵政窳(窳，瘦弱;懶惰)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大禮議之爭評價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斗爭，沒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持。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并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歷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

　　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合乎禮制，可他們的說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規矩的做法。比如永樂帝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爭奪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進了南京還假惺惺對方孝孺等人說他是要做輔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燒死了，他這個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這個說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孫把孝文帝的兒子圈禁了半個多世紀。“禮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終決定勝負的還是手中的暴力。說白了，有關禮制的爭議，沒有什么標準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標這個長房還有男性后代的時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認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傳下來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時，伯父孝宗已沒有男性后代，他為什么就不能直接繼承，非得給伯父做兒子，拐個彎才有資格入承大寶呢?

　　嘉靖帝和文臣們各執一詞，誰都有理。對這場爭端，沒有一個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決機構來裁決，因為皇權至高無上，嘉靖皇帝贏了“大禮議”是很正常的事情。嘉靖朝“大禮議”之爭，盡管皇帝贏了，但當時和后世不服氣的很多，那是因為在這場爭執中，嘉靖帝既當了運動員，又當了裁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