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欽定，其相關條款被寫進《皇明祖訓》，要求子孫世世遵守。后世皇帝雖然在妃嬪名號、編制、葬制等方面作過調整、改變，但對其主要內容都予以嚴格的執行。那么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有什么關系?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產物，換句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所有國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頒布和執行，均集中體現著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觀，即所謂君者，制之源也。認真審視明代后妃制度，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觸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從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針和政治情感。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關系：記取前車之鑒，注重防微杜漸的政治理念。

　　朱元璋起自田畝，對元未政治腐敗、法紀蕩然導致政權覆亡的教訓深有體會，故而十分重視對歷代王朝治亂興衰經驗教訓的總結，以此作為自己治國行事的根據。他經常挑燈夜讀《漢書》、《宋史》等史書，和廷臣講經說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時時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鑒，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戒耳”(《典故紀聞》卷一)。他說：“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隙;豈不為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在與侍臣論古之女寵、宦官、外戚、藩鎮夷狄之禍時，他指出：“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元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茍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因此，他對后妃采取了鐫鐵牌、立祖訓、嚴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為了未雨綢繆，防范于未然。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關系：厲行重典管制，嚴格教育訓化的施政方針。

　　為了維護社會的有序運行，不僅需要教化以形成穩定的倫理觀念，也需要刑罰對付犯罪，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否則統治難以為繼。因此，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子產就提出施政應“寬猛相濟”，旬況提出應把教化和刑法相結合，這種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針被后世統治者所接受，已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樣將此施政方針奉為圭臬。面對百廢待興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強調重典治世，對臣民嚴格管制，“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 ”(《皇明世法錄》卷1)，“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閫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于亡”(《典故紀聞》卷三)。另一方面重視教化，認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之徒可使為君子，教化廢，即中材或墮于小人”(《典故紀聞》卷三);只有通過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曉仲尼之道和國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實錄卷26》)。在這種施政方針指導下，后妃衣食住行被嚴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斷禁錮也就勢所必然了。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關系：踐踏女性生命，野蠻殘忍無道的政治情感。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女性一直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身受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壓迫，因而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傳宗接代當玩偶，其生命毫無尊嚴;一旦女性參預政治，便是牝雞司晨拂逆天道，必須予以痛擊。這種觀念不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寧妃、李賢妃和葛麗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為一點小事得罪了他，便被處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裝了，埋在南京太平門外;楚王的生母胡妃僅因為被懷疑墮胎，就被朱元璋殺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帶被楚王帶回封地安葬。

　　朱元璋的所作所為哪里還顧念一絲夫妻情分。為了避免紅顏禍水，杜絕妃嬪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標死后開始實行早已被歷史淘汰的妃嬪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個妃嬪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繼續這一惡政。妃嬪在殉葬時大多縊死，其狀慘不忍睹。朝鮮《李朝實錄》記載：成祖死后，在妃嬪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宮內擺設宴席，這時哭聲震天，妃嬪們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將早已準備好的繩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這一野蠻的妃嬪殉葬制才被明英宗臨死前宣布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