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明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余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海禁。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那么明朝海禁是怎么回事?

　　明朝海禁政策實施的原因

　　明朝實行的海禁政策與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關的。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想恢復一種“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的農業社會。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戶人家都要承擔實物稅和徭役，這徭役很可能就是從千里之外押運征收的幾百塊城磚或幾千張紙送往南京，輪到這一任務的家庭，結局往往是破產。

　　軍隊也如此，實行衛所制，官兵在駐地自耕自食，亦農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說他是養百萬兵而不用花國家一分錢，但結果只是養活了百萬名集體農莊的農民而已。明朝中后期，衛所軍隊與普通農民無異，毫無戰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偉、最長的南京城墻時，每一塊城磚竟然是從全國各地燒造好后運來的。明太祖也許沒有想到，在南京建一個燒制城磚的工廠會是更高效、更經濟的手段。

　　海禁政策的實施

　　“寸板不許下海”(《明史》卷205，《朱紈傳》)，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國人對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海禁政策的失敗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

　　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斗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

　　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采取了另外一種斗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復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干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明大祖實錄》卷231)。“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民常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卷183)。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兩個朝貢使團在寧波為入貢資格問題爆發了“爭貢之役”，使很多無辜的中國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明史紀事本末，卷55.沿海倭亂》)。此后，明朝統治者認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并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