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學家徐渭
徐渭(1521—1593)漢族，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中國明代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與解縉、楊慎并稱“明代三大才子”。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明朝文學家徐渭。
徐渭人物生平
徐渭，明朝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為侍女小妾，少年時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讀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余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 十歲仿揚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性格豪放，“指掌之間，萬言可就。”二十歲時成為生員，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縣潘克敬女為妻，接下來八次應試不中，“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于時。”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陰城東賃房設館授徒，40歲才中舉人。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煉、錢鞭、姚林、諸大綬、呂光升號“越中十子”。后來為浙閩總督作幕僚，曾入胡宗憲幕府，一切疏計，皆出其手，又出奇計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憲于舟山捕獲白鹿，徐渭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等并獻于朝中，視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學士姚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又代作《賀嚴公生日啟》，吹捧奸相嚴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憲以“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捕，獄中自殺，徐渭作《十白賦》哀之。李春芳嚴查胡宗憲案，徐渭一度因此發狂，作《自為墓志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精神幾近失常，幾近癲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發病時殺死繼妻張氏，下獄七年。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萬歷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為狀元張元汴等所救出獄，出獄后已53歲。從此潦倒，痛恨達官貴人，浪游金陵、宣遼、北京，又過居庸關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結識蒙古首領俺答夫人三娘子。
萬歷五年(1577年)回紹興，注釋郭璞《葬書》。徐渭晚年以賣畫為生，但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有書數千卷，后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吊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后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以73歲高齡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
才名早揚屢試不售
徐渭作品徐文長，名渭，文長是他的字。又號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陰(今紹興)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親徐鏓做過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納妾生下徐文長，在文長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長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到十四歲，苗氏死后，隨長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歲入贅潘家。雖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長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個婢女，在家中自然毫無地位。嫡母苗夫人將徐文長當作親骨肉撫養，寄予期望;但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在文長十歲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門。
幼年奪母，對徐文長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雖然二十九歲那年他得以把母親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懷這件事情。由于徐文長是庶出，而兩個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長二三十歲，所以徐文長在家中也沒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時考秀才未取，在給督學官員要求復試的上書中這樣說道：“學無效驗，遂不信于父兄。而況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顯得很悲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長入贅婦家，生活當然也不那么自在。一個機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長成，自然容易養成執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長生性極為聰慧。他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
二十來歲時他與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據說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為難徐文長，指著席上一件小東西請他作賦，暗中卻命童仆捧上丈余長的紙卷。徐文長立身把筆，一氣寫盡，驚倒了滿座的人。另外有一個關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顯他的聰明才智，在他年幼時，還在上私塾，老師看他聰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讓他拿著兩個水桶去汲水，期間要度過獨木橋，當時徐渭尚小，力氣也不足，自是困難，但是塾師看見徐渭高興地抬水回來，驚問方法，他高興地說：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輕松多了!當時尚無浮力一說，文長的聰敏，讓老師大加贊賞。
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文長，一向頗有些自負自傲，對功名事業充滿了向往，然而在科舉道路上卻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他結結巴巴地考中了個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其間二十六歲時喪妻，從潘家遷出，以教書糊口;三十七歲時應胡宗憲之邀，入幕府掌文書。徐文長在科舉中一再失敗，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譜》，還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句：“雞鳴紫陌曙光寒”，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
從戎幕到牢獄
徐渭《墨花圖》徐文長通常給人以恃才縱誕的印象，不過他也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嘉靖時期，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于兵備松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徐文長一方面以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后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這些文章大都寫得比較切實，不同于一般的書生議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長以才名為總督東南軍務的胡宗憲所招，入幕府掌文書。這是徐文長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入幕之初，他為胡宗憲作《進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對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優容。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說：徐文長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贊。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參見時都不敢抬頭，而徐文長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
當然在幕府中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胡宗憲出于各種原因，與權臣嚴嵩來往甚密，而徐文長是痛惡嚴嵩的，他最親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參劾嚴嵩而遭到殺害。但徐文長又不得不代胡宗憲寫了一些吹捧嚴嵩的文字，這真是文人的悲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來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文長也就離開了總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死于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徐文長生性本來就有些偏激，連年應試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志銘》，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后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復發作，反復自殺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長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牢。
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后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文長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長坐了七年牢，終于借萬歷皇帝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長已經五十三歲了。
潦倒的晚年
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徐文長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對國事的關注卻老而未衰。出獄后，他先在江浙一帶游歷，登山臨水，并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歷四年(1576)夏，徐文長年輕時代
徐渭《菊竹圖》的朋友，這時已經做到宣化巡撫、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長在宣化幕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于邊防的策略。當時張居正主持國政，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文長對此表示贊賞。他在吳兌那里受到敬重，無奈身體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
六十歲時，徐文長應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系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文長卻生性放縱，不愿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制徐文長，這使徐文長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使徐文長情緒郁憤，舊病復發，便于居京三載后重歸家鄉。此后，徐文長就再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里，徐文長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據說有人來訪，徐文長不愿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長似乎特別嗜蟹，許多題畫詩記載了朋友們用活蟹來換他畫蟹的經過。最后幾年，徐文長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大文學家藝術家凄涼的晚境。1593年，徐文長去世，年七十三。[2]
多方面的藝術成就
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明代的詩壇，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于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并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象，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并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后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
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于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雜劇《歌代嘯》，小說《云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文長所作。
人物評價
1. 從徐渭一生不平凡經歷來看，他是中國有明一代以來的多才多藝的“真正的奇才”。
2. 正是這樣一位歷經苦難的人生，造就了他的非凡的藝術才華，是一位偉大的極富創造力的書畫大師。
3. 徐渭的書法，展示的是雄健，壯美，恣狂，豪放，與平庸、呆滯、傳統固守是格格不入的。他以其個性化的“狂草”為中國書法史增加了濃濃的重筆。在朱明看來，徐渭從“意法”上毫不遜色于“顛張酔素”，甚至超越有之。由此觀之。
4. 徐渭的畫，吸取了前人精華而脫胎換骨，一改舊習，喜用潑墨勾染，水墨淋漓，重在寫意，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以其特有的個性風格，開創了一代畫風。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所不工，尤以花卉最為出色，是公認的“青藤畫派”之鼻祖，開啟了明清以來水墨寫意法的新途徑。
5. 真可謂：“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然此言只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題自書<一枝堂帖>》)。
6. 徐渭之“奇才”，特別是其“書畫藝術”，當為研習中國草書(大草)與中國國畫(寫意)之所有現當代中國書畫家的必然之選。其中國“書畫藝術”之藝術價值將在未來中國書畫界得到應有的專業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