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使北魏政治、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創造了和平的環境，各族人民交往頻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為北方經濟的恢復發展作出了貢獻，也使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歷史背景

　　鮮卑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拓跋部不斷南遷，在西晉時，部落首領拓跋猗盧因為幫助當時朝廷抗擊劉淵、石勒有功，被皇帝封為代王，建立了代國。但不久，代國被興起的前秦所滅，拓跋部的歷史也暫時的中斷了。淝水之戰后，前秦統治瓦解，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機復國，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并改國號為魏，稱皇帝，史稱北魏。此后幾代北魏統治者都致力于統一，發動兼并戰爭，先后滅掉了北方的大夏、北燕和北涼，于439年統一了北方。

　　五胡亂華以后，終由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華北，建立北魏，其時北魏歷代君主都已重視漢文化之學習。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馮太后與朝臣李沖的改革，建立均田制，重新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大帝國。由于孝文帝由屬漢族的馮太后撫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即位后才有日后的漢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于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陜西杏城的盧水胡人蓋吳領導的起義，發動了十余萬群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此后，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斗爭。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后孝文帝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改革措施

　　遷都以前：進行政治經濟的改革。

　　遷都洛陽：為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

　　遷都以后：改用漢語;穿戴漢服改漢族姓氏(如：拓跋—元)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聯姻采用漢族的官制律令學習漢族的禮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國，提倡尊老養老。

　　政治

　　整頓吏治

　　公元472年(延興二年)，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

　　變革稅制

　　公元475年(延興五年)，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的混亂局面，政府確定只能由縣一級征收，征收時禁止使用大斗、長尺、重秤。

　　頒俸祿制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頒布俸祿制，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

　　改革官制

　　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后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遷都洛陽

　　為了便于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拓跋宏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為了這個，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惱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里，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向你發火，是為了嚇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不是個用武的地方，不適宜改革政治。現在我要移風易俗，非得遷都不行。這回我出兵伐齊，實際上是想借這個機會，帶領文武官員遷都中原，你看怎么樣?”拓跋澄恍然大悟，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張。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又出來阻攔。孝文帝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后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里。諸位認為怎么樣?”大家聽了，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說：“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一個貴族說：“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遷都洛陽，我們也愿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贊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擁護遷都了。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后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后，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只好說：“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兇是吉，還是卜個卦吧。”

　　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么我就不能遷呢?”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經濟

　　行均田制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頒布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谷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余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還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的照顧。

　　創三長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長制取代宗主督護制，采用鄰、里、黨 的鄉官組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

　　改革租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對租調制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新租調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分別相當于一夫一婦的數量。

　　文化

　　禁胡語

　　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復合語，而須改說單音節的漢語，《魏書‧咸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改漢姓

　　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復姓)，改為單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拓拔(皇族)→元姓

　　獨孤→劉姓

　　丘穆棱→穆姓

　　步六孤→陸姓

　　賀賴→賀姓

　　賀樓→樓姓

　　尊孔子

　　孝文帝遷都洛邑后，立即下令加緊修建孔廟祭孔。又給予孔子后裔土地與銀錢，讓他們可以繼續祭祀這位祖先。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響

　　孝文帝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緩和階級矛盾，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于曹魏時創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晉時已經變成了從世家大族中選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與庶族兩大社會階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

　　由于鮮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養，沒有獨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導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漢族政權政策，也就繼承了這一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門閥制度。《魏書‧官氏志》記載：“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使門閥制度由魏晉進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時期，直到隋朝建立科舉制度時方才廢止。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當時胡人大都已能講漢語，且穿漢服，只是還能說胡語、還穿胡服，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習俗改易的過程。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評價

　　正面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封建化加速：遷都洛陽以后，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更促進了民族的大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以及鮮卑族進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結果。但從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卻不得不被漢族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從中吸收了漢族文化精華，更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同時漢民族也從中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動作用。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就是各個民族不斷交流、融合所產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與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間的尊重與友愛。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鮮卑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在孝文帝的堅決鎮壓下才保證了漢化政策的推行，鞏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見孝文帝改革的勇氣與決心以及高瞻遠矚的改革眼光。

　　負面

　　一度因改革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了，這事實本身就很自然會引起歷史學者對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漢化措施)的作用與意義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盡管僅占少數)。早在古代，批評孝文帝漢化政策的言論就多見于有關典籍，馬端臨、葉適、王夫之、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強調“國勢之衰，實始于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當代，對孝文帝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的論著明顯增多。陳漢玉《也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盤漢化與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經驗與教訓》(《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趙向群等《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拓跋民族精神的喪失》(《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論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觀點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內容是恢復禮樂，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學來的主要是漢文化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沒有振興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國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認為孝文帝漢化改革，丟掉的是拓跋的長處──勇武質樸，削弱了北魏的軍事力量，這是孝文帝終不能強大魏國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門閥士族制度，這使得尚無文化積淀的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這嚴重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激化了社會矛盾與沖突，致使北魏統治迅速由盛轉衰，歸于滅亡。總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機的開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虛腐性所取代，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