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盤踞在重巒疊嶂之間，蜿蜒在沙漠之上，氣勢磅礴，堅固雄偉，被視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曾有權威人士做過統計，修筑長城所用的磚石，如果用來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長墻，這道長墻足以環繞地球一周;而如果用來鋪筑寬5米、厚35厘米的馬路，則可以環繞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們在感嘆其浩大偉岸的同時，不知還有多少人能夠體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長城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給平民百姓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兩千多年前修筑長城的起因聽起來頗為荒唐。

　　“亡秦者胡也”，萬里長城因一句謊言而修

　　一提到萬里長城，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盡管秦始皇不是歷史上修筑長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們的印象里，長城與秦始皇有著不解的淵源，提到長城就不能不說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個有著強烈危機感和憂患感的帝王。當上皇帝之后，他并沒有因一統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卻一直憂心忡忡。大秦帝國是在暴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反對的聲浪即使很小，但大規模爆發卻從未間斷。如何謀求大秦帝國的長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這件事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他。

　　大秦帝國在將新政推向全國的過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為了獲得民眾對大秦帝國的認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大業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開始不斷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點先是選擇在秦國境內，試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廣到秦國以外的領地。始皇二十八年，他從咸陽出發，經齊地也就是今天的山東到達海邊，又轉經江蘇、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陽，其行程幾乎遍及整個中國。即便是在交通高度發達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長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識受到很大沖擊，思維方式也受到很大影響。秦國在戰國七雄中處于西部邊陲，論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論發達程度，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與齊國等中原核心地帶相比都有著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雖然辛苦卻也令秦始皇大開眼界，一種流行于齊地的方術吸引了他，使他對求仙問道以及尋求長生不老之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方術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壓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位名為盧生的方士逐漸成為秦始皇的寵臣，他就是那位編造謊言引動秦始皇修建長城的主角。盧生原本燕人，雖然僅為一個方士，但對秦始皇的施政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說到秦始皇的殘暴統治，歷史學家都繞不開兩件事，一是修長城，二是坑儒，這兩樁事的始作俑者都是盧生。

　　按理說，當時正值壯年的秦始皇不應該對生死問題有那么緊迫的危機感，但長生不老似乎與長治久安有著天然的關系。為了尋求不死藥，秦始皇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財力物力，求仙、封禪無所不用其極，最為典型的是派徐福帶三千童男童女到東海求仙，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但卻一去杳無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術之道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臨的現實威脅反而越來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東巡的過程中遇刺，雖然幸免于難，但受到的打擊非同小可。不過兩年，他在咸陽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襲擊。這一次的打擊更甚前次，當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這一次危險發生在首都咸陽。連京城的安全也成了問題，他內心的無奈與恐慌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對神秘主義的倚重更為強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脅秦帝國的準確原因和有關自身安危的確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盧生去求仙人指點未來的發展方向。盧生此去沒有任何收獲，回來后，他對秦始皇大肆歌功頌德，吹拍溜須，言辭間沒有實質性的東西。對人們的阿諛奉承，秦始皇已聽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這些，他強烈渴望的是對鞏固政權真正有益的東西。于是他再派盧生入海尋求仙人指點，總是無功而返的方士這次帶回了一本《錄圖書》，這本讖書上記錄著一個驚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對手的秦始皇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打擊的目標，他內心的焦躁與不安便要迅速釋放。盧生一句搪塞責任的話引發了中國一場空前的戰略大震蕩。秦始皇立刻派大將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趕到陰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萬勞工，歷時多年，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止遼東，綿延萬里大規模修筑長城，以絕胡人亡秦之患。

　　胡人究竟有什么樣的威脅，使得秦始皇如此興師動眾?

　　盧生所傳“亡秦者胡也”中的“胡”為何人?他們對秦帝國的威脅究竟何在?秦始皇為何要下此血本豪賭明天?

　　秦時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歷史淵源，匈奴原本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就秦國而言，其早期的建國史堪稱一部與胡人的斗爭史，中間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秦昭襄王時，胡人威脅到秦國的北部邊境，秦國出于東進的考慮，對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

　　戰國中后期，胡人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他們飄忽不定的作戰方式令中原國家頭疼不已。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革新武裝，在與胡人的斗爭中大獲全勝。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匈奴人逐漸由一盤散沙匯合成一個較為統一的國家，實力又有所增強。匈奴首領稱為“撐犁孤涂單于”，“撐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單于”是廣大的意思，中原人習慣他們簡稱為單于。

　　當時雙方邊境相對穩定，秦軍與匈奴間沒有大規模的沖突。這一方面是因為秦軍善戰，匈奴人不敢輕易挑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匈奴所處的形勢險惡，他們西臨大月氏，東接東胡，南面強秦，三面都有強敵存在，匈奴不敢輕舉妄動。

　　按照當時的情勢判斷，如果秦帝國不主動挑起事端，匈奴是絕不敢輕易南下的。秦始皇是個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國剛剛完成統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熱打鐵，一舉收服匈奴。

　　他在廟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議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強烈反對。李斯認為與匈奴交戰有弊而無利，他分析雙方的情勢之后，給出了不可攻擊匈奴的幾條理由：

　　首先，匈奴居無定所，很難將其制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城池居住，也沒有財富需要保護，根本不怕攻擊。

　　第二，攻擊匈奴，大秦將處于兩難境地。如果派輕騎兵速戰速決，糧草供應問題很難解決;而如果派輜重大兵壓境，則部隊的機動靈活程度受損，很可能追擊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勝匈奴，結果也是無利可圖。匈奴地處蠻荒，經濟文化非常落后，對秦國的發展壯大沒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獲的匈奴民眾也不好駕馭，弄不好還是安全隱患。但若將他們殺掉，那更不是天下蒼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結論是，勞師遠征匈奴只會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沒有實際收益，不利于秦國的長遠發展。

　　應該說李斯的分析相當有見地，日后形勢的發展也與他的分析有許多吻合之處。李斯是秦始皇最為倚重的大臣，他的觀點在秦始皇那里有相當分量。再加上中原剛剛統一，百廢待興，穩定中原局勢顯然比貿然進攻北方更為妥當，秦始皇只好將北擊匈奴的打算擱置下來。

　　一晃6年過去了，中原的穩定并沒有如期望中的那樣取得很大的進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脅反而越來越大。這種威脅常常是莫名的，因為不知秦國的未來如何，因為無處發泄內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當燕人盧生向他獻上“亡秦者胡也”的圖讖時，秦始皇的情緒為之一振，他覺得大展身手的時機到了，消除大秦帝國隱患的時機來了。在他看來，如果不立即北擊匈奴，秦帝國很可能會亡于日益壯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戰的大蒙恬率領三十萬精兵強將向匈奴發起了強悍的沖擊，一舉收復了河南與榆中地區，第二年又收復高闕，直抵陰山及河套地區。匈奴受到沉重打擊，他們不僅抵不過蒙恬的攻擊，還擔心東西兩翼受到襲擊，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軍對匈奴此戰，表面上看應該是大獲全勝，但正如李斯當年所指出的那樣，胡人居無定所，沒有不能放棄的地盤，他們隨時可以遷移，秦軍的勝利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可言，反而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煩。

　　匈奴人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戰法令秦軍非常頭疼，為了防止他們的侵擾，秦始皇決定修筑長城。一馬平川的地方適合匈奴人騎射行動，修筑城池限制他們的特長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

　　修城御敵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創，早在公元前7世紀前后，各諸侯為了抵御對方的進攻，就開始在自己的領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墻，這些城墻被稱之為長城。公元前4世紀前后，燕、趙、秦等國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襲擾，也相繼修建長城。

　　修筑長城御敵是古已有之的辦法，并不是什么創舉，但卻被秦始皇發揮到極致，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秦代以后，沒有修過長城的朝代寥寥無幾。

　　秦始皇不僅把趙、秦、燕、韓等國的舊有長城連成一線，又增筑擴充了許多部分，形成了長達12000華里的萬里長城。秦始皇不僅筑長城，還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長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證秦不為“胡”所滅。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國的騎兵在三天三夜之內直抵陰山，給“胡人”以致命一擊。

　　在今天看來，長城是一項了不起的奇跡，但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秦代，修筑長城對黎民蒼生來說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與劫難，秦始皇修筑長城為秦帝國的最終滅亡埋下了禍根。

　　長城功過萬古評說，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我國從奴隸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的第一位皇帝，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而他所傾力打造的長城也是爭議不斷。關于長城的功過，或褒或貶，歷來有不同的看法。

　　孫中山先生對萬里長城評價很高，他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秦始皇這個人雖然不怎么樣，但修筑長城的功勞堪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如果沒有長城捍衛中原，中國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漢時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談不上漢唐時代的興盛。他繼而把漢民族同化蒙古、滿族的功勞也歸到了長城名下，因為長城的存在使得中華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壯大鞏固，才能夠“雖一亡于蒙古，而蒙古為我所同化;再亡于滿洲，而滿洲亦為我所同化”。

　　孫中山先生雖然對長城青睞有加，但一些有見地的史學家對此卻并不茍同。他們敏銳地指出，秦帝國看似解決了北患，但戰場上的勝利只是暫時的，秦始皇終其一生，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匈奴問題，游牧民族雖然一時被震懾卻絕對沒有屈服，“滅秦者胡”是他內心揮之不去的痛。長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漢唐之所以興盛不是因為長城，而是其開放的文化與國力的強大。大明是修建長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終免不了被外族所滅的命運。

　　長城從來就沒能擋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騎，明朝兵部尚書劉燾對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說修建長城是自古以來沒有辦法的辦法，修長城抵御外患是一個怪圈，幾乎達到了惡性循環的程度。修長城下的工夫越大，人們對外敵入侵的擔心就越強烈，國家的錢財耗費也就越多，部隊的戰斗力反而更弱。國家沒有哪一年不為修長城耗費巨資，但長城的功效與價值卻并不能體現出來。長城成了消極防御的代名詞，花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修建的長城，因為防線過于漫長，僵化消極的城墻很難抵得住敵人的突然來襲，其弱點顯而易見。

　　清朝入關以后，決定不再修筑長城。康熙時，邊防總兵蔡元向朝廷報告說長城有許多部分倒塌，要求進行補修。康熙很不以為然，他說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歷代經常修繕，但從來都沒有因此而免除邊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設計害死了長子扶蘇奪得帝位，稱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繼位，橫征暴斂，變本加厲，終于引發農民起義。大秦帝國最終亡在二世胡亥手中，這使得人們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預言。漢朝大儒鄭玄曾對“亡秦者胡”加過注解，稱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這種事后諸葛般的解釋，我們權且一笑聽之。但笑過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國究竟因何而亡?是誰滅亡了大秦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