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郵驛制度以軍卒代民役，按行駛速度設置了金牌、銀牌和銅牌，至清雍正年間增設了“急遞鋪”，也就是現代的“快遞”。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一下宋代郵驛制度。

　　驛道發展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趙光義統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區，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此基礎上，我國郵驛事業又有進一步發展。那時候，宋和北方的遼，有頻繁的來往。宋使入遼，從現在的河北雄縣白溝(宋為雄州白溝驛)至新城縣，再往涿州、良鄉到達燕京(今北京)，又經過驛路上的金溝館、新館、如來館、鐵漿館、通天館到遼朝的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最后抵達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驛館林立，驛務十分繁忙。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曾作為宋使出使遼國，經白溝在燕京暫宿，他寫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詩，中有：“相攜走馬渡桑干，旌旗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話白溝一惆悵。”這首詩，把宋遼間驛途來往之頻繁，宋遼人民之間的真摯感情和白溝驛的情景，生動地描繪了出來。

　　宋朝政府在全國擴建驛道。當時從陜西、甘肅到四川的青泥驛(今甘肅徽縣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開了一條白水驛路。只用了半年時間，就修起了從河池驛(今徽縣)至長舉驛(今陜西略陽白水江)的驛道，然后進入四川。驛途中共有閣道2309間，郵亭設施389間。因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獎(《金石萃編·白水路記》)。宋政府在今甘肅境內修筑了許多驛路橋梁，著名的蘭州浮橋，安鄉浮橋(在今臨夏境內)，都是北宋時候建起的。這兩座浮橋，大大方便了甘肅到新疆、甘肅至青海之間的驛運。

　　宋朝根據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還發展水驛和駝驛等多種模式的郵驛設施。在甘肅敦煌一帶大力發展沙漠驛路的駝驛和驢驛，至今敦煌壁畫中還留有一幅《宋代駝運》的形象圖。宋太宗時，有湖北江陵至廣西桂林間設若干水遞鋪，利用兩湖和廣西沿江的數千戶漁民樵夫做“水遞鋪夫”。湘江沿岸巨潭險石之處，也有同陸驛相同的驛路相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八)。

　　郵驛制度

　　宋朝時候，我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有進一步發展。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當時的郵驛也趨向軍事化，各種制度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首先，管理郵驛事務的中央機構由兵部來掌管，具體過問郵驛的規約條令、人事調配、遞馬的配備等等。同時管理郵驛的還有樞密院，它的管理范圍是驛馬的發放、頒布驛遞的憑信符牌等等。這兩個機構互相制約，不得擅自專權。這種處置辦法和宋朝對軍隊將領“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義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實行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郵遞人員的辦法，把傳遞書信的機構完全按軍事編制。這一變化的發生是由于宋朝時候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嚴峻的形勢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軍事內容視為頭等大事。

　　兩宋時，郵件文書的遞送，和過往官員投宿的館驛，從職能上完全分開。館驛已演變為單純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應麟說：“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王應麟《玉海》)，僅僅作為來往官員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傳遞政府公文和書信的機構，另有名目，總稱為“遞”，又分“急腳遞”、“馬遞”和“步遞”數種。

　　遞有“遞夫”，又稱為“鋪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廂兵”充任，是傳遞文書的主要人員。郵置人員由民改為兵，這是從北宋初年就開始的。太祖趙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遞”(《宋史·太祖紀》)，其后遂為定制。當時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評論說：“前代置郵，皆役民為之”，給百姓增加很大負擔。宋太祖“即革此弊”，開始“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后更設置專門的驛卒。他們有較好的待遇，從此減輕了百姓負擔(《燕翼詒謀錄》)。開始時這一改革，確實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鋪兵“晝夜往來，備極勞苦”(《嘉定赤城志》)。按規定他們雖有國家按月撥給的糧餉，但是禁不住官吏們的層層克扣，常常使他們處在衣食無著的境地。有的“盤纏缺乏，多饑凍僵殍”( <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遞鋪夫，也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常常“衣食不給”，又因水運艱難，而程限則常常與陸運相同，或遇風濤陰雨，誤了限期，“率被笞捶”。為了活命，這些鋪兵和鋪夫，只得嘯聚山林，落草為寇。宋朝的史書上，有不少鋪兵逃亡、造反的記載。為了防止鋪兵逃跑，宋朝統治者采取了惡毒的一手，強迫在他們肉體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簡直把他們和囚犯同等看待。這樣做，更加引起鋪兵的反抗。

　　南宋時候，在東南沿海和北邊的沿防地區，還先后建立了“斥堠”。這也是一種使郵驛通信軍事化的措施。所謂“斥堠”，原來指邊境上的哨兵，駐地常常選擇在高地，便于瞭望觀察。此時把瞭望、偵察和通信傳遞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帶有軍事性質的“斥堠鋪”。這種傳信機構，以傳遞軍事緊急文書為主，為軍事活動服務。后來，宋政府又置“擺鋪”，仍由鋪兵擔任通信業務，和斥堠鋪互為補充。

　　宋代館驛

　　宋代館驛已和通信郵遞完全分開，僅僅履行一種政府招待所的職責。宋代的館驛，分為幾個不同的等級和層次。國家一級的有高級迎賓館，招待來自四鄰的國家使節。當時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賓館，其中專門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荊館”和“都亭驛”，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使臣的叫“來遠驛”，接待更遠的今新疆地區和中亞來賓的叫“懷遠驛”。這些高級賓館，設備豪華，有時在此舉行國宴，宴請各國使臣和朝內大臣。

　　地方一級的政府招待所也很華美。從外表看來好似壯觀的大廟，又像是頗有派頭的官府，也好像有錢人家的邸宅。內部設備應有盡有，簡直使旅客樂而忘返。宋朝大文學家蘇東坡有一篇散文叫做《鳳鳴驛記》，就是這樣描繪的：“視客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南宋時候，另一位文學家毛開又用細膩的筆調，描寫了另一處驛館：“為屋二十四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守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和風驛記》)。意思是：屋宇十分寬敞，左右前后有24間房子，住宿面積57步，有廳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還有高高的院墻。這里服務人員很齊全：“門有守吏，里有候人”，簡直是“賓至如歸”(《和風驛記》，居住舒適極了。

　　兩宋政府為了修建這些豪華的館驛，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陜西地區的扶風，其太守修造上述蘇東坡住過的“鳳鳴驛”時，動用了3.6萬個民夫，僅木材和石料用白銀即達20萬兩以上。

　　那時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驛館，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嚴的小驛站里，普通百姓將館舍暫充居處，聊以避寒。《東都事略》記載了宋初大將張永德的一個小故事。說他落魄時，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驛，“傭力以食”。有一落難女子，也暫住在葛驛。當地父老可憐他們，不時接濟他們衣食，介紹他們配為夫婦。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來到此地，也住在葛驛里。這女子忽在聚觀的人叢中大聲呼喊：這是我的父親!郭威命其向前相認，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兒。于是郭威將女兒、女婿帶走。后來他們終于成了貴人。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時普通驛站的情況。

　　兩宋時的館驛，一般都管理嚴格。來客要登記在冊，共同遵守驛規，不得損壞公物。最有趣的是規定住宿旅客不得長期占有驛舍，期限最多不許超過30天，若賴著不走，超過日限者判徒罪一年。這個規定，對于那些出差的體面官員，似乎太苛刻了點兒。估計在當時此規定未必能完全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