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雍正的趣聞歷史
雍正在官員離京送行時令300人作詩罵他罪人，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關于雍正的趣聞歷史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關于雍正的趣聞歷史：
雍正和很多臣子之間的關系，都和他跟年羹堯之間的關系一樣，有善始，但是沒有善終，而且關系演化的過程通常都是一個模式，都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雍正皇帝主動地撲上前去，沒有底線、毫無保留、掏心掏肺、轟轟烈烈地去愛，就像那首歌寫的：“死了都要愛，不淋漓盡致不痛快。”
比方說，跟年羹堯同時期還有一個叫隆科多的，隆科多和年羹堯都是有擁立之功的大臣。隆科多是一個閑散的皇親國戚，論輩分還是雍正的舅舅。所以雍正就下了一道諭旨，說從此之后立個規矩，包括皇帝在內，大小臣子們稱呼隆科多，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倆字：“舅舅。”我還真沒在中國歷史當中看過任何一個先例，稱一個臣子要在前面加一個官稱，叫舅舅。
雍正皇帝自己也確實做到了，雍正初年，他很多手記當中提到隆科多，都在前面加了舅舅，包括跟臣子談話也都是這樣。他夸獎隆科多說，他是圣祖仁皇帝的忠臣，意思就是康熙的忠臣;是我的功臣，是超群拔類稀有之大臣，意思就是從來沒見過這么好的大臣。我們看這個用詞，都是很夸張的，要愛就用力愛嘛。
緊接著就是第二個階段，既然我愛你，那所有我愛的人都必須像我一樣去愛你，我們必須能夠大被同眠、不分彼此、相親相愛，抱在一處。他就要求他的兩個大寶貝，年羹堯和隆科多彼此相愛。但是湊巧，這兩個人就是不相愛，尤其是年羹堯，死活看不起隆科多。年羹堯認為，我是藩邸舊人，你沒當皇帝的時候我就跟你好了，隆科多算哪根草，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下雍正不爽了，我這么愛他，你怎么可以這樣呢?所以死命在他們倆人中間拉攏攛掇。他跟隆科多講，你遇事要多向年羹堯請教;跟年羹堯講，我原來也看不起隆科多，但是后來我幡然悔悟了，現在才知道我犯下了大錯。前面雍正夸隆科多那句話，就是他當著年羹堯的面講的。
而且他后來還想出一個歪招，讓年羹堯把一個兒子過繼給隆科多。要知道，這件事情在清代的法律當中，是一件不成體統的事情。因為隆科多有兒子，而且有倆兒子，這成何體統?但是雍正就認為，你們倆是同一個人的爹了，你們倆還不好嗎?你們倆可以睡一個被窩了吧?后來兩個人不得不表示友好。這件事就這么過去了。
第三階段是轉折點。雍正的性格是，咱們兄弟一起喝酒，我先干為敬，然后看你怎么喝，要是你只是意思意思，我就不爽;或者我愛你，但是你沒有按我希望的方式來愛我，對不起，我就跟你翻臉，而且一翻臉就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說雍正殘酷、打擊政治異己，等等，還真是冤枉了雍正，因為雍正在很多人身上表現出來的寬宏大量也是罕見的。
雍正給弘歷(后來的乾隆帝)請了一位老師，叫朱軾。朱軾反對雍正的所有改革，尤其是對像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這些事，當了一輩子的反對派。年羹堯后來被抓起來之后，朱軾就反復上書辭官，但雍正始終不允，說沒你什么事。這種例子在雍正朝史不絕書。
所以不能簡單地說雍正是一個打擊政治異己的人，對不同的意見，他有的是包容力。但如果是他愛過的人，結果被他發現不愛他了，他就會跟人家玩狠的。但是，他還有第四個更可怕的階段：你不愛我，我把你往死里整;我愛過你，我一樣要把你往死里整。
雍正下整治令的歷史趣談：
所謂書吏，是中央與地方衙門中,專門負責文書處理與檔案收存人員的總稱。他們多是科舉落第的知識分子，雖無官的名分，卻行使著官員的部分職權。康熙帝晚年，“政寬事省”“無為而治”。諸多官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視政事，只依靠幕友和書吏辦事，以致吏治廢弛敗壞，各衙門書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夾私誣罔,賄賂行文”(章學誠《文史通義》)。對書吏隊伍中的這種腐敗情弊，雍正帝曾尖銳地指出，官衙書吏“一塵不染者僅一、二人而已”(《清世宗實錄》)，已嚴重敗壞和妨礙國家的行政。因此，在他即位后，針對部院衙門的書吏進行全面清理整肅。
書吏不得主稿
書吏作弊，還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清朝刑罰，律無明文的多比照舊案。由于例案多變，辦案人員可以隨意比附，而且藉此還可以推卸責任，于是書吏便往往從私利出發，斷章取義。蔣良騏《東華錄》載，雍正朝刑部書吏在查閱文書檔案提供例案時，“往往刪去前后文詞只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議者，或避輕就重，或避重就輕，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針對這種情弊，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覺河圖具折指出，刑部衙門責任重大，一切“稿案”自應由司員主稿，不得假手書吏，致滋弊端。在實際辦案過程中，常常是司員酌定主意，而敘稿成文卻出于書吏之手，致使書吏得以舞文弄弊，作奸犯科。為此，覺河圖奏請：“嗣后各司一應檔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滿漢各官“親自主稿”。(《宮中檔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對此表示贊同，諭令照其所請實行。
嚴防增刪案卷
清初舊例，各部院衙門司官升遷調轉，其所掌管的案卷新舊交接時，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縫處或標“封”字，或用司印，沒有統一的規定。制度上的漏洞，給掌管案卷的書吏進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機會，常有增刪案卷的事情發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頒諭各部院衙門：“收貯案卷，封禁雖嚴，而翻閱查對，不能脫書吏之手，盜取文移，改易字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嗣后司官遷轉，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具甘結，說堂存案。”一個月后，雍正帝又進一步指令：各衙門案卷，“有添寫處，亦用堂印。并設立印簿，開明年月、用印數目、用印司官姓名。如此，則無騰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此諭令從制度層面上嚴格約束了管理檔案的吏員。
嚴禁需索訛詐
刑部衙門專司刑名，人命攸關，“部中奸滑胥役，得以操縱其事，暗地招搖”。收到好處費的，則援引輕例，有的甚至將地方督撫的補參咨文沉壓下來，暗中潛消其案，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沒有收到好處費的，雖然督撫聲明情有可原，應予寬免，其胥役仍欺隱蒙混，不準邀免。這樣，刑部胥役幾乎把持了這類補參案件，其標準就是以是否收到好處費來定能否寬免。為根除這一腐敗弊端，雍正帝頒諭：嗣后三法司會議案件，凡有行令補參者，督撫咨文到部，其或處或免作何完結之后，令刑部知會畫題衙門，公同刷卷，“如此，則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就刑部書吏的勒索舞弊問題，監察御史耿大烈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呈的一道奏折中談到：充軍流放人犯，例可贖罪者，由刑部查明所犯情由奏聞，請旨定奪。然而，刑部“不法書吏竟敢任意作奸，或稱具呈有費，批呈有費，以及查對原案具奏先后遲速之間，百計勒索訛詐”(《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帝據耿大烈所奏，指令刑部各官“嚴禁書吏，不得借端需索”。
諭令革除“部費”
“部費”，是中央部院的書吏向地方公開索要各種小費的俗稱，上下皆知，公然行之。以兵部為例，據檔案載，僅陜西興漢鎮(今隸屬安康市)的兵丁，每年就要攤派湊銀300兩，作為到部辦事之用，其中慶賀表箋諸事每年送部費40兩，呈報冊籍諸事每年送銀24兩，這些已成定例。
雍正帝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頒諭指出：興漢一處如此，則各省與此處相類者亦必不少;兵部書吏如此，則其他部院衙門收取部費者亦定是大有人在。“此皆內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飽私囊。”“著通告各省營伍，若有似此陋規，即嚴行禁革。如部科書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冊籍中故意搜求，著該管大臣等具折參奏。”(《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禁止長期任職
雍正帝注意到，在各部院供職的書吏，時間一長，便會在衙門內、在京城結下關系網，容易徇私作弊。為此，他規定，部院衙門的書吏必須五年一換，期滿不得再留。
上有禁令，下有對策。書吏們不能在本衙門繼續留職，“役滿之后，每復改換姓名，竄入別部，舞文作弊”。有的則“盤踞都中，呼朋引類，遇事生風，影射撞騙，靡所不為”。有鑒于此，雍正帝又多次頒發諭旨，查拿這類書吏。他命令“都察院飭五城坊官嚴查訪緝，其有潛匿京師及附京州縣者，該地方官定以失察處分。有能拿獲者，以名數多寡，分別議敘”，“嚴禁缺主、掛名、冒籍、頂替”之徒混充官衙書吏。(《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由于雍正帝對中央機關書吏的大力整頓，“奸徒漸知斂跡，部務得以整齊”。乾隆帝登基后，還特地重申，沿用其父這套管束書吏的辦法。
禁止書吏饋送
雍正帝認為書吏“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為此，他嚴禁各部院司官書吏向堂官饋贈送禮。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召見各部尚書、侍郎，當面指出：“部院事務，每有本衙門堂官為司官書吏所蒙蔽，不能盡知。”同時更談到，各部院的司官書吏為往上爬，往往向堂官送禮，他說：“即使所饋無多，而一經收受，則舉劾之際，不無瞻徇牽制。如其人果屬可舉，而曾經收受饋遺，則雖公亦私，轉滋物議;如系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饋，情面難卻，或姑為容留，或濫行舉薦，必致貽誤公事，有違國家澄清吏治之大典。”(《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因此，雍正帝明令禁止部院堂官收受司官書吏的饋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