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誰輸了
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的戰爭之一。公元208年七月十二日(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領水陸大軍，號稱百萬，發起荊州戰役，然后討伐孫權。孫權和劉備組成聯軍，由周瑜指揮，在長江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說今嘉魚東北)一帶大破曹軍，從此奠定了三國鼎立格局。赤壁之戰是第一次在長江流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也是孫、曹、劉各家都派出主力參加的唯一的戰事。那么最后赤壁之戰誰輸了?
赤壁之戰，是指三國形成時期，劉備、孫權聯軍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長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帶大破曹操大軍，奠定三國鼎立基礎的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
數百年來，歷史學界對于“赤壁”之戰發生的地點問題多有討論，諸說并起，被傳媒稱為“新赤壁大戰”。一般統計，至少有七種“赤壁說”：蒲圻說、黃州說、鐘祥說、武昌說、漢陽說、漢川說、嘉魚說。從現當代觀點來看，爭論的焦點在蒲圻說和嘉魚說之間，而歷史學出版物和已發現文物證據更偏向于蒲圻說。
結果：曹操敗了
赤壁之戰的失利使曹操失去了在短時間內統一全國的可能性，而孫劉雙方則借此勝役開始發展壯大各自勢力，劉備向孫權借荊州后實力迅速壯大，進而謀取益州，孫權屢次親率大軍進攻合肥，數戰不利，損兵折將。曹操在退回北方后，休養生息五年，平定關中后才大舉南征孫權。此戰形成天下三分的雛型，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
評價:
赤壁之戰，曹操自負輕敵，指揮失誤，加之水軍不強，終致戰敗。孫權、劉備在強敵面前，冷靜分析形勢，結盟抗戰，揚水戰之長，巧用火攻，創造了中國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赤壁戰前曹操的優勢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反對曹操的人稱之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它諸侯自然在政治正確性上難以爭鋒;第二，曹操以新勝之軍南下，其氣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數倍于孫、劉兩家。不過在曹操兵敗赤壁中，傳統的史學家強調其思想輕敵驕傲。如張作耀《曹操傳》說：“曹操其人極易激動，易被勝利沖昏頭腦”，曹操沒有乘勝把劉備徹底擊潰，錯過了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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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赤壁，是一座山的名稱，還是某一地段的名稱?傳說赤壁的遺址現有五處，哪一處跟真跡更為接近?在歷史研究與旅游事業與時俱進的今天，人們對此特別關心，是可以理解的。其實，赤壁遺址早在宋代已有五處，即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所謂“薄圻”(后來寫作蒲圻，今湖北赤壁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謂“嘉魚”、唐《漢陽圖經》所謂“漢川”、宋蘇軾所游“黃州”及宋代傳說的“江夏”。現在看來，最接近三國時代的《荊州記》和《水經注》可信度較高，唐《漢陽圖經》以下的三種傳說均與事實不符。關于這一點，盧弼在《三國志集解》里對前人的論述做了很好的總結。最值得參考的是，近年出版的《赤壁之戰研究》論證了《荊州記》“蒲圻”之說的可信性，并說明“赤壁”絕不是一座山的名稱，因為它所指的范圍是沿江百里的南岸地區。
第二，火燒赤壁的具體時間，究竟是十月，還是十二月?過去也有不同的說法。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中外歷史年表》(翦伯贊主編)的著錄是：“十月，曹操以舟師攻孫權，權將周瑜大破之于烏林、赤壁，操敗退南郡，留兵守江陵而還。十二月，劉備攻占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照我看，這個著錄是誤解南朝宋范曄所撰《后漢書》的結果。《后漢書·孝獻帝紀》在建安十三年的末尾記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另一件是：“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于烏林、赤壁。”如果參考比《后漢書》撰寫時間更早的《三國志》、《后漢紀》等書，我們就可以斷定，《后漢書》在根據舊史記錄第二件大事時省略了“十二月”等等文字。在這方面，《后漢紀·孝獻皇帝紀》的記載最為詳細，今摘錄如下：“九月，劉琮降曹操。……時孫權軍于柴桑，劉備使諸葛亮說權，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十二月壬午，徵前馬騰為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于赤壁，操師大敗。”這段記載跟《魏志·武帝紀》相合，可見孫、劉聯軍早在九月份已經備戰，而赤壁交鋒及曹軍敗退的時間是兩個多月以后的十二月份。
第三，關于三方投入赤壁之戰的兵力，特別是曹操一方的人數，《三國志》或《三國演義》的讀者一向有多種猜測。對此，《三國史研究》在《赤壁之戰考辨》中有比較平實的分析，大意如下：曹操號稱“八十萬”，是虛張聲勢，他南下率三十萬眾，并荊州兵約十萬，總計四十萬。但曹操駐防新得荊州，分散了兵勢，用在赤壁之戰的第一線兵力只有一半，且又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故周瑜說“眾數雖多，甚未足畏”。聯軍方面，劉備有二萬人駐夏口，孫權有十萬之眾屯柴桑。聯軍用于第一線的兵力，劉、關、張率二千人助陣，共三萬二千。孫、劉雙方都留有大軍為后援。總之，三方動員總兵力五十余萬，而在第一線陣地上，聯軍以三萬二千之眾，對抗了二十余萬曹軍。
第四，或者把小說虛構的故事當成歷史的真實，或者用正史《三國志》來校正小說《三國演義》，這種現象的不時出現，說明我們有必要弄清史書和小說的區別：史書的價值在于“實”，史家所追求的是“實錄”;小說的精彩在于“虛”，作家的著力點是“虛構”。所以，當我們為《三國演義》“草船借箭”、“借東風”等情節鼓掌時，所贊賞的是小說家的虛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