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紡織業在中國既是傳統產業，也是優勢產業，為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下面給大家介紹紡織業的發展歷史。

　　紡織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時期的紡輪和腰機。紡織是一種服務于人類穿著的手工行業，紡紗織布，制作衣服，遮丑飾美，御寒避風，防蟲護體，大約便是紡織起源發展的重要動機。西周時期具有傳統性能的簡單機械繅車、紡車、織機相繼出現，漢代廣泛使用提花機、斜織機，唐以后中國紡織機械日趨完善，大大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古今紡織工藝流程和設備的發展都是因應紡織原料而設計的，因此，原料在紡織技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國用于紡織的纖維均為天然纖維，一般是毛、麻、棉三種短纖維，如地中海地區以前用于紡織的纖維僅是羊毛和亞麻;印度半島地區以前則用棉花。古代中國除了使用這三種纖維外，還大量利用長纖維——蠶絲。 蠶絲在所有天然纖維中是最優良、最長、最纖細的紡織纖維，可以織制各種復雜的花紋提花織物。絲纖維的廣泛利用，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紡織工藝和紡織機械的進步，從而使絲織生產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紡織技術。

　　商代的絲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見桑、蠶、絲等字，桑字如桑樹的象形，商代已種植桑樹，這是沒有疑問的。種桑是為了養蠶，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鄭州青臺、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這也應毫無疑問，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一有力的佐證。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抽取蠶絲后便可以進行絲織，甲骨文的絲字，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

　　桑、蠶、絲是絲織的前提，種桑、養蠶、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了空前發達的成就。《說苑?反質篇》說：殷紂王“錦繡被堂……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紀》也說：殷紂王時“婦女衣綾紈者三百余人”，此兩則記述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商代絲織的發達情形，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商朝的絲織已達到品類繁多、精益求精的階段。如河北藁城臺西遺址發現的粘附于青銅器上的絲織物，就包含有平紋紈、皺紋縠、絞經羅、菱紋綺等等;殷墟婦好摹銅器上粘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朱砂染色帛、雙經、緯縑、回紋綺等;武官大墓三件銅戈上也發現絹帛痕跡，殷墟其它地點的墓葬也經常發現有絲繩、絲帶和覆蓋尸體的絲帛片等，在傳世的商代銅器上，也見發現花綺的報道。

　　商代的麻織，由于更具有廣泛性、大眾性，故其發達情況亦絲毫不遜于絲織。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的苘麻痕跡和紡車等，說明麻織業在中國淵源甚早。商代麻織品的發現，已見于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等，這些發現共同表明，商代麻織的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織，目前主要見于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該遺址出土的毛織品，有平、斜兩種組織，并用色線編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表明毛織技術已具一定水平，遺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紀，距今約 3200 年左右，相當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臺西商代遺址也曾在麻織品的夾雜中發現一根羊毛，經鑒定屬山羊絨。這些發現表明，中國毛織的技術與習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現。

　　發展情況

　　中國是紡織品生產和出口的大國，中國紡織行業自身經過多年的發展，競爭優勢十分明顯，具備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鏈，最高的加工配套水平，眾多發達的產業集群地應對市場風險的自我調節能力不斷增強，給行業保持穩健的發展步伐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2008年1-2月，中國紡織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270，235，318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6.44%;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255，274，904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0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7，551，666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14%;截至2008年2月底，全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為28，174家。

　　在出口方面，2007年1-12月，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達1712.06億美元，同比增長18.9%，比2006年同期回落6.3個百分點。其中，紡織品出口561.04億美元，同比增長14.99%;服裝出口1151.02億美元，同比增長20.93%。

　　從國際環境看，國際市場仍有較大拓展空間和機遇。隨著2007年底中歐紡織品設限到期、2008年底中美紡織品配額設限結束，中國紡織品無配額時代來臨，約占全球紡織品市場60%以上份額地區全面開放，會給中國紡織品貿易帶來巨大機遇。而未來幾年世界經濟仍處于上升區間，必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這給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增長帶來有利的國際市場保障。

　　從國內經濟環境看，國內需求成為行業增長的重要驅動力。80%左右的中國紡織品在國內消費。隨著國內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居民收入的穩定提升，拉動內需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紡織企業應克服原材料上漲、人民幣升值及出口退稅調整的困難，抓住紡織行業發展的機遇，提高產業的集中度，遏制低效產能的盲目擴張，加大特色產業園區的建設，加強自主創新的步伐，提升中國紡織行業的品牌建設，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使中國由紡織大國向紡織強國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