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字懷英，號德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南郊區)人。為唐朝武周時的著名宰相，剛正廉明，執法不阿，以身護法。任大理丞，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到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那么武則天為什么會重用狄仁杰。

　　武則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對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與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則天十四歲時，以貌美被太宗詔入內宮，封為才人。她在太宗身邊一呆就是12年，雖未受到太宗的寵愛，但因長期在御書房侍奉文墨，接觸皇家公文，故而學到了太宗任人唯賢、虛懷納諫、勵精圖治的風范和治國安邦的政治權變，這為她后來參與朝政、稱帝執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太宗晚年時，她因機緣巧合得與高宗相愛，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為昭儀，一年后又被立為皇后。高宗身體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則天因此得到了幫助高宗處理政務的機會，其政治才華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內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認可。高宗死后，武則天幾經波折終于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開創了武則天時代。

　　武則天雖然有卓越的政治才華，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臺上施展手腳并不容易。當時世家大族的地位雖然較魏晉時期有所下降，但是整個社會對于個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會遇到來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況武則天不僅出身寒微，而且還是女子，想要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立足于政治舞臺，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為了能夠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夠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誠于自己的大臣。在這種情況下，狄仁杰受到武則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剛正不阿、堅持原則、嚴于執法、敢于向皇帝犯顏直諫等美德，其立身處世必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且心胸寬廣，不計較個人得失，具備了一個賢臣良相所應有的最可寶貴的品德。

　　中國古代歷來有“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的說法。在封建國家里，對皇帝能犯顏直諫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因為一旦觸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來殺身之禍的可能。然而在認為皇帝所做的決定將會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狄仁杰會毫不考慮個人的安危，據理力爭反對皇帝的決定。這在高宗時就已經展現出來。

　　高宗儀鳳元年(674)左威衛大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按罪當給予除名，但是，高宗對二人的行為很憤怒，特命殺之，狄仁杰反對，認為二人罪不致死，且處置朝中大臣應當按國家法令執行，而不應以皇帝個人的喜怒為宗旨，高宗雖然很不情愿，但仍為狄仁杰所說服，使權、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嶺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諫，引起了武則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為侍御史。

　　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武則天親自準其假。狄仁杰認為不妥，他說“臣聞君人者惟殺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愿，請普為立制而已。”得到武則天的認可。

　　圣歷三年(700)武則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對，認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費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會加重人民的負擔，勸武則天說“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并特書《諫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則天雖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見，“遂罷其役”。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時，為維護國家法度狄仁杰對唐高宗犯顏直諫，在武則天統治時期狄仁杰仍保持著對皇帝面折廷爭的作風，反對一切他認為有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馬光在作《資治通鑒》時說“仁杰好面引廷爭”，《太平廣記》評價他時說他“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由于遇到了對狄仁杰比較了解和信任的武則天執政，所以面折廷爭不但沒有給他帶來殺身之禍，反而加大了他對社會的影響，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績。狄仁杰每次直諫必定是從維護國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只要是對國家社稷有利的他都會堅持到底。

　　狄仁杰對危害國家和人民的佞臣雖然勇于打擊，決不手軟，但是對于那些在背后說他壞話的同僚卻一笑置之，不予追究。當官至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宰相)這樣的高官后，武則天問狄仁杰“欲知譖卿者乎?” 狄仁杰說“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并為善友，臣請不知。”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職挾私報復，體現了他寬闊的胸襟。

　　正是這些美好的品質，使得武則天對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認可，能夠相信狄仁杰在處理政事時是真正地從國家大局出發，為百姓的利益著想，而不是考慮個人的私利，這一點對于武則天能夠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這是以后狄仁杰在與武則天產生沖突時，武則天總能夠從信任的角度出發，認可和重視狄仁杰的意見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則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輔助武則天治理國家的過程中贏得了武則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萬物惟新”這既是武則天的心聲，也是狄仁杰的政見。國家需要能夠堅定而正確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對這樣的能臣，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不吝于高官厚祿，武則天也不例外。在武則天統治時期，狄仁杰所任官職共計18種，其中除了軍事重任和被貶之官職外，其余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中央重職。

　　如武則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則天稱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國封建國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職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對全國的民力使用和國家的工程開支。秦朝、隋朝兩個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義四起，終至迅速滅亡，大興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見，狄仁杰所任官職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為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書為兼職尚書，鳳閣鸞臺即門下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就是實際上的宰相。

　　圣歷三年(700)狄仁杰為內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國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國家施政方針的重要執行者和監督者。狄仁杰實際擔任宰相多年，不擔任宰相期間又在地方上擔任重要的軍事官員。由此可見，武則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夠堅決執行她的政治措施的。關于這一點，在狄仁杰犯言直諫的文章中也有所體現。在《全唐書》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進諫疏，它們分別是《奏從越王舉兵詿誤免死表》、《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請曲赦河北諸州疏》、《諫造大像疏》、《諫殺誤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

　　這六篇進諫疏主要是從考慮人民疾苦出發請求減免或降低統治者對百姓的壓迫與剝削，而無一篇是反對統治者大的施政方針。狄仁杰的這些諫疏起到了完善統治措施，維護統治者形象的作用，從愛惜民力的根本上保護了統治者的統治。從這些諫疏的題目和內容來看，我們還可以認為狄仁杰是支持武則天統治的措施的，因為狄仁杰是一個敢于犯言直諫的直臣，一旦他認為統治者的所作所為不對，必會據理直諫。但從這些諫疏來看，狄仁杰只是要求減輕百姓的負擔，替那些隨從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隨從者說幾句公道話，要求待人從寬等方面進諫，于關系國家大事的舉措上并無什么微詞，可見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實武則天的施政方針的。對于狄仁杰為國家所做的貢獻，武則天也以極大的恩寵和信任進行回報。

　　久視元年(700)武則天任狄仁杰為內史，在《授狄仁杰內史制》文中寫到“鸞臺：奸謀房帷，秉鈞之任為重;典綜絲綸，揮翰之提屬。銀青光祿大夫納言上柱國汝陽縣開國男狄仁杰，第華簪組，材標棟干。城府凝深，宮墻峻邈。有八龍之藝術，兼三冬之文史。雅達政方，早膺朝寄。出移節傳，播良守之風;入踐臺閣，得名臣之體。豈惟懷道佐明，早朝于管樂;故以竭誠匡主，思致于堯舜。九重肅侍，則深陳可否;百辟在庭，則顯言得失。雖從容顧問，禮被于皇闈;而斟酌輕重，事隆于紫話。宜遷掌閫之秩，式懋專車之寵。可守內散官，勸封如故。主者施行!”除了在國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關心，狄仁杰“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杰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系之。仁杰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至狄仁杰去世，武則天很難過地說“朝堂空矣!”“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遠大、能夠洞悉他人的本質和比較準確地把握事情發展的趨勢的能力。在遇到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夠為武則天能夠作出正確決定提供寶貴的意見。武則天晚年時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兒子為太子還是立與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為太子的問題而苦惱。狄仁杰認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勝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孫雖德才也教武則天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給李姓子孫要比交給武承嗣、武三思這樣的人對國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這樣做也能得到大多雖德才兼備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

　　所以，在立嗣的問題上一直傾向于讓武則天在身后還政于李唐的做法。這不僅是考慮對國家和人民有利，也是從維護武則天的利益的角度出發。我國一直以來對祖宗祭祀和身后讞饗的事都很重視，直到今天每逢清明節大多數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這種思想當然更為人民所重視，狄仁杰認為自古“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勸武則天從考慮兒子與侄子孰親和身后受祭饗的角度出發，立武則天的兒子廬陵王李顯為太子，這樣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武則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經過幾次勸諫，終于使武則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為太子的念頭，使李顯當上了太子，為以后武則天還政李唐做了準備。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軍事才能。狄仁杰一生中，曾兩次任抵御少數族入犯的命官。一是在武則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狄仁杰被征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東部分地區布置防務。當時前任刺史獨孤思莊害怕契丹人來侵，命令所有的百姓盡數入城，繕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將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務農，他認為“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結果，契丹人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懾，“聞之自退”。二是在武則天圣歷元年(698)因突厥進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軍副元帥、知元帥事，征討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撫大使處理善后事宜。

　　在兩次征討入侵和安撫當地百姓的過程中，狄仁杰對如何靖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請曲赦河北諸州疏》中予以表達。他認為要安定邊境，中原地區首先要穩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認為邊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賦稅”，應當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無遠戍之勞。另外，應對邊界加強守備，養精蓄銳以待敵，“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 “以逸待勞”、“以主御客”如此數年，則強敵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軍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軍事上的一種反映，這是封建國家用來安定社會，維護統治的根本，它符合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對保衛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著現實意義。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擁護武則天的統治的。對于武則天來說，人才雖然難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擁護她的統治，則寧可殺掉也不能放在身邊任其發展成對自己的威脅。所以，在她統治時期，有許多雖然是德才兼備的人，但因為反對武則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則天清除掉了。狄仁杰雖然好面折廷爭，但因為是真心擁護武則天的統治，所以不僅沒有被武則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則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擁護武則天的統治是他對當時所有有資格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的人進行慎重的比較后得出的結論。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三朝，年輕時在太宗朝任職，中年在高宗朝任職，至45歲以后為武則天所用，后歷任高官重任，直至71歲去世。

　　這樣的經歷使他能夠將太宗、高宗、武則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較。武則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遺風，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顯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統治后期，由于身體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時間都仰仗武后為他處理政事，其處理政事的方法與能力雖然在史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但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稱天皇，武則天稱天后，并為“二圣”，這種皇帝健在而與皇后并稱“二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武則天的政治才能在當時不僅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應該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內。

　　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高宗此舉顯然是對將國家交與太子并不放心，認為需要武則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國家。此舉在當時并沒有受到大臣的反對，說明朝中大臣對這樣的安排顯然是認可的，對武則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這些大臣當然也包括狄仁杰。考慮到國家的昌盛需要在有為的皇帝統治下才有可能實現，所以，狄仁杰堅定地站到了擁護武則天統治的一邊，當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獲得武則天的信任和重用，成為武則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則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當時文水為太原屬縣，二人是同鄉。同鄉是不是拉近他們距離的紐帶，不能確定，但或許是他們走近的一個原因。如武則天經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雙陸游戲，雙陸是當時太原人愛玩的一種游戲。當然，如果沒有前五點的原因，只憑是武則天的同鄉就想獲得其信賴和重用是不可能的，畢竟，武則天是一個非常杰出的統治者，在用人的問題上一向是用人唯賢，而不是用人唯親，但狄仁杰在具備了一個賢臣所應具備的所有品質和能力之后，與武則天的同鄉之誼和在思想上與武則天的相近之處也應該能夠起到拉近兩人距離的作用。

　　總之，武則天身為皇帝需要品德優良且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從統治國家的角度考慮，需要有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人才，從國家和自身的長遠利益考慮，需要有能夠洞明世事、善于謀斷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優點恰恰完全符合武則天治國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則天需要靠狄仁杰這樣的大臣來實現對國家的有效統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則天這樣的明君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完成其利國利民的政治主張，二人一拍即合，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幾組最完美的君臣搭檔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實現了由“貞觀之治”向“開元盛世”的成功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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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人狄仁杰性格倜儻而不受拘束，曾授與他司農員外郎。每次審理案件，員外郎多是只能隨聲附和正官的裁決，狄仁杰認為太不公平，于是分辯道：“員外郎如同側室，正員官位居正房，這實在太難侍候女主人了，怎么干也得不到一點兒笑臉。”聽到他的話正員官也很有慚、懼之色。當時王及善、豆盧頗得欽望，二人拜為左右相。狄仁杰的才能和名氣是人們所公認的，對于他們的執政抱有很大希望。每次戲弄王、豆盧二人，都理直氣壯。王、豆盧二人都很擅長“長行”這種賭博游戲，他們拜相之后，對朝中的官員們說：“我們沒有材行，擔任此職太不適當。”狄仁杰說：“你們二人都很擅長長行，怎么能說沒有材行?”有人說到左相的事，其實已經關聯到右相。狄仁杰說：“不慎稱為右相，合稱為有相。”王、豆盧問原因，狄仁杰說：“你們沒聽說嗎?聰明兒不如有相子，你們二人可以說是有相子。”二人勉強笑了笑，表現出悒悒不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