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是金庸小說《鹿鼎記》的主角，是一個虛構的清代人物。韋小寶是文盲，但愛聽說書，受說書故事中英雄人物影響，個性頗有義氣。那么韋小寶的歷史原型是誰?

　　金庸曾明確表示，"這個人物的由來主要是受海外華人的啟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網)已有網友指出，這個"海外華人"就是香港華人爵士韋寶珊。既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團體，多方投機而沒有失手，這是兩個韋爵爺的共同點。當金庸構思這部巨著時，受韋寶珊的經歷和名字啟發，給主角起了這么個名字，可謂順理成章。當然，以韋小寶經歷的復雜離奇，這個人物形象是糅合多個歷史人物再加想象發揮而成。

　　1895年10月26日，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也稱乙未廣州起義)失敗，至今已120年。起義的領導層孫逸仙、楊衢云、謝纘泰、陳少白、陸皓東等，都是西式教育的產物;在背后出錢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識分子和海外華僑。起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另立一個朝代。乙未廣州起義，與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農民造反絕不相同，可謂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乙未廣州起義一槍未發即告失敗，與韋寶珊告密有莫大的關系。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興中會多次在韋寶珊家里開會，他擁有告密的絕佳條件。港澳學者霍啟昌、莫世祥、吳志華挖掘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香港政府檔案，將幫助世人揭開韋爵爺的真面目。

　　告密嫌疑

　　興中會機關被破獲、槍械被沒收、重要干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認為是會員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逃到日本橫濱，少年馮自由追隨之，為興中會重要干部，對早期史事知之甚詳，并作了多年專門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說，在起義發動前一兩日，負責起草檄文的黨員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牽連，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家焯親赴督署稟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聞報有人造反，忙問是誰?答曰“孫逸仙”。總督大笑：“孫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堅決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譚鍾麟接到朱湘的情報后并沒有立即采取行動，對李家焯的匯報不予置信，恥笑孫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會中人，怕引起對外交涉。促使譚鍾麟采取行動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內情的密報。這份密報來自香港商人韋寶珊。

　　馮自由接著寫到韋寶珊告密：“至初十日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之會黨先鋒隊二百馀人，乘保安輪船晉省。然在此猶豫期間，已為駐港密探韋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為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短槍六百馀桿亦為海關發覺。”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認為：“竊以為要么是同名同姓，要么是馮自由搞錯了，因為香港名流韋玉被英女王冊封的名字正是韋寶珊爵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第582頁)黃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韋爵爺，會充當清廷的“密探”，雖然他被冊封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讓我們來看看馮自由是否搞錯了。

　　學習生涯

　　韋寶珊幼年在家中學習漢學，歷時十年，后來入讀香港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現稱皇仁書院)，當時校長是史釗域博士。在1867年，時年18歲的韋寶珊在家人安排下，前往英國留學，入讀英格蘭萊斯特的斯東尼蓋爾學校(Stoneygate School)，一年后在1869年升讀蘇格蘭大來學院(Dollar Academy)。韋寶珊在大來學院學習四年后畢于，1872年學成返港前曾往歐洲游歷。韋寶珊是近代首位留學西歐的華人學生之一，自他以后，留學西方漸漸成為東方華人家庭子女升學的其中一種主要途徑。

　　商業生涯

　　韋寶珊1872年返港后加入父親工作的有利銀行，獲得銀行的重視。韋寶珊父親在1879年逝世后，他繼續留在銀行(韋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獲擢升為父親生前擔任的華人買辦，直到1910年才離開有利銀行。韋光自1857年任職有利銀行，到韋寶珊在1910年離開，前后合共63年，對該行的發展具重要影響。

　　韋寶珊離開有利銀行后，自立門戶，從事進出口生意，并曾經與何啟爵士、區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計劃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建造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計劃在1916年展開，但后來遭遇挫折，土地終被政府收回，并發展成為啟德機場。

　　在1890年，韋寶珊倡議興建鐵路，由香港經廣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資進行研究，但有關計劃最后因為清廷保守派官員的反對而流產。韋寶珊的計劃到后來九廣鐵路的興建才得以落實，隨著九廣鐵路的通車，香港自1911年開始有直通火車通往廣州，但京九鐵路卻一再拖延，遲至1996年方告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