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一般為著名學者私人創建或主持的高等學府。書院是漢族民間教育組織，最早出現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則是由朱熹創立，發展于宋代。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古代書院是怎樣的?

　　中國古代書院始于時代

　　書院的名稱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后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建于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 所，也稱為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 松州書院，在福建 漳州府， 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 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中國古代書院盛于時代

　　書院盛于宋初。 唐末五代時期，由于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于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于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 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 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 嵩陽、 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 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岳麓睢陽( 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 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 山林僻靜處，后世認為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中國古代書院：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為 北宋四大書院之首，位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湖南省第二大城市—— 衡陽市 石鼓區，海拔69米，面積4000平方米。石鼓書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歷史。書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 合江亭、禹碑亭、 敬業堂、 欞星門、 朱陵洞等。蒸水出環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橫其前，三水匯合，浩浩蕩蕩直下洞庭。而石鼓正當其中，橫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 江山錦繡華”、“朱陵洞內詩千首”、“青草橋關酒百家” 三景集聚于此。

　　中國古代書院：岳麓書院

　　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于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舉。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舉，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系。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 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對后世書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 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 白鹿洞書院 故址,申請興復，于次年告成。 朱熹為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為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后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中國古代書院：白鹿洞書院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別,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 王守仁、 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于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于遠近”。 湛若水是著名學者 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范圍，發展成為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 講會”制度。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于此,后即其地為書院”“萬歷三十二年， 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 高攀龍、 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 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可知 東林書院名聲之大。 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于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毀《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 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毀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 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 許贊以“官學不修，別起書院，耗財擾民”為借口,“申毀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歷七年(1579) 張居正為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為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啟五年(1625) 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毀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