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文詩經的基本簡介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原稱“詩”或“詩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古詩文詩經的基本簡介，希望對你有用!
詩經圖片
詩經的內容簡介
詩經為最早的詩集。關于《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3]。
《詩經》總共有305篇詩歌，又被稱為“詩三百”。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風”又叫“國風”，是各地的歌謠。“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頌是宮廷用于祭祀的歌詞[1]。
詩經的成書過程
詩作來源
《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后葬于今湖北房縣青峰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后來知道錯殺，做了一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為了隱蔽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縣東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獫狁(古民族)遷居焦獲，進攻到涇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軍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陽東)負責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貢獻，并在朔方筑城壘。遺物有青銅器兮甲盤。湖北有尹吉甫宗廟-----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區寶堂寺，瀘州有尹吉甫撫琴臺遺址，山西平遙古城有尹吉甫點將臺、湖北有墓和墓碑遺址。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獲，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志》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于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于此，增城筑臺，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于斯。”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詩經的創作背景
相傳中國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史記·貨殖列傳》)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個農業社會。這里所講的虞夏之貢雖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農業卻是實情。這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來看，周族確是靠著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豳風·七月》則完整地敘述出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系。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茨》、《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中，都有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為一體。這就是《詩經》中為什么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宰我曾問孔子何謂鬼神，孔子回答說："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并且進一步解釋："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圣人以是為未足也，筑為官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禮記·祭義篇》)以此了解《詩經》中的頌詩、雅詩，便可以得其要領。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這時可稱為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后，國勢漸衰。后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會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征。我們研究《詩經》，首先要注意產生《詩經》的歷史社會基礎。
詩經的成書過程
關于《詩經》的集結歷代說法眾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種：
王官采詩說最早的記載出現于《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
另外在《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閑時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匯集整理后給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于《左傳》)。
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公卿獻詩說
當時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國語·周語》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孔子刪詩說
這種說法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詩經的流傳過程
到春秋，流傳下來的詩，據說有三千多首，后來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丘、由儀)，后來為了方便，就稱它「詩三百」。
孔門弟子中，子夏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他傳詩。
到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
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而現在只剩外傳十卷。
毛詩盛行于東漢以后，并流傳至今。至于現在流傳的詩經，則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所傳的毛詩。重要的注本有《毛詩正義》、宋朱熹的《詩集傳》、清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清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今人陳俊英的《詩經釋注》。
詩經對社會的影響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別強調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了統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的地位，使之成了統治者行使統治的必備工具，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