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為先，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血液里都流淌著謙卑、愛人的優秀品質。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都是一個禮儀之邦，我國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化古國之一，有著淵源流長的文化背景，中華歷史文化悠悠五千年，在歲月的流逝中，我國留下了許許多多優秀的詩詞歌賦，下面，小編就帶著大家一起來了解下儒家經典之《孝經》。

　　《孝經》簡介介紹

　　該書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范，“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

　　大，并把“孝”的社會作用絕對化、神秘化，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煩瑣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于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系與為封建專制君主服務聯系起來，主張“孝”要“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并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該書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孝經》成書時代

　　《孝經》的成書時代問題，自其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爭論不休懸案。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如下幾家：第一，孔子自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藝文志》、《孝經緯鉤決》、邢昺《孝經正義》、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持此觀點。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又如《漢書·藝文志》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從《孝經》的字面看，這是一個直觀的印象，因為《孝經》通篇都;子曰"。漢代儒生大多持這一見解。然而細心觀察就不難發現，此論又與《孝經》的文字有直接的矛盾。如《孝經》開始就說："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這完全是第三者描述孔子授課的記錄語體。且孔子也不能自稱"仲尼"，而對著學生叫"曾子"，《論語》一書，都是直呼其名"曾參"或"參"。所以《孝經》的人稱用法，

　　是與古人的習俗嚴重違背的，講究禮儀規范的儒生當不至于鬧出如此笑話。第二，曾子所錄。孔安國《古文尚書·序》說："曾子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侍坐而諮問焉。故夫子告其誼，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也，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此說也是從《孝經》字面意義而發的，但從思想的內涵看，《孝經》的許多內容，與孔子、曾子的觀點又多有抵觸之處，突出表現在"諫爭"問題上。孔子講："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曾子說："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可《孝經·諫爭》卻說："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哉?"很難想象，同一個曾子會寫出如此自相矛盾的文章。

　　第三，曾子門人編錄。宋代思想家就開始懷疑《孝經》為孔子本人或曾子所作，司馬光、胡寅、晁公武等人持此說。如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說："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意，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也。"此說比較中允平實，得到了近、現代大多數學者的認同。筆者也有相同的認識，前文關于曾子學派的孝道觀與《孝經》的聯系，已多方論證，此處不再贅述。一些學者因《孝經》中關于"諫爭"的思想，與荀子在《子道》中提出的"從義不從父"的觀念極為近似，所以推測《孝經》當成書于戰國末期。一些學者因《呂氏春秋·察微》一章曾經引證："《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這段文字與《孝經·諸侯章》完全相同，故斷言《孝經》產生于《荀子》之后，《呂氏春秋》以前，大約在公元前240年-238年。(康學偉：《先秦孝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但也有一些學者因蔡邕《明堂論》曾引魏文侯作《孝經傳》，便斷定此書是曾子弟子作于戰國初年。(張濤：《孝經作者與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那樣，《孝經》與《孟子》、《荀子》思想內容一致之處，就成了孟、荀二人引證《孝經》了。第四，子思所作。王應鱗、倪上述等人持此論。如倪上述《孝經勘誤辨說》："孝經，……考之本文，揆諸情事，確為曾氏門人所記，且斷與《大學》、《中庸》同出于子思。此三書之中，于仲尼則稱字，祖也;于曾子則稱子，師也。"這種說法從稱謂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子思是孔子之孫，離孔、曾時代較近，其思想一致之處應當比較多，而《孝經》則與《中庸》及郭店新出土的竹簡中屬于子思子的作品，有較大的差距，難以使人信服。《孝經》

　　第五，七十子之徒遺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之徒之遺書。"阮元在《石刻孝經論語記》中說："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撰。"這是清代學者的一種看法，但難免失之于籠統。第六，漢儒偽作。在宋代，即有人對《孝經》的作者與產生年代提出了疑問，宋明理學家以一種懷疑的精神對傳統的經學提出了挑戰。清代姚際恒在《古今偽書考》中說?;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亦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意，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仲尼閑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在近代的疑古思潮中，此說更有廣泛的市場。梁啟超、胡適等人均持此立場。現代蔣伯潛的《諸子通考》、楊伯峻的《經書淺談》、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沈善洪、王鳳賢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等著作，也都采納此說。但此說與《呂氏春秋》有關于《孝

　　經》的記述相矛盾。而且論者也多將《禮記》歸為漢儒的作品，可1997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國竹簡中，有《緇衣》一篇，與現行本《禮記》中的《緇衣》基本相同，?疑古派"們出了一個難題。

　　《孝經》以孝治天下

　　研究漢代的統治思想，必須首先簡單回顧秦王朝的統治策略。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輝煌偉業，實質上是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經驗在全國的推廣。商鞅變法的實質，是在軍事、政治實力的強制下，推動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完成了從宗法血緣統治向地域政治制度的過渡。在經濟上，發展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促使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的瓦解。《史記》、《商君書》記載了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上述措施的采取，迫使"三代"以來長期發生作用的血緣宗族瓦解，向小型化的宗法家族過渡。商鞅變法使秦國的國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秦始皇欣賞韓非的法家學說，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斥諸子百家為"六虱"、"五蠹"，使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這些便構成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政治經濟資本。兼并六國以后，秦始皇又將六國的舊貴族進行了大遷徙，使當地的宗族統治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打擊。

　　然而，秦王朝推行孝道，有兩點是與儒家根本不同的。一是秦始皇過分迷信政治權力的作用，試圖依靠法律來迫使全國民眾接受孝道。顯然秦王朝的統治者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隨著宗族制度向家族制度的過渡，在宗法分封體制下具有政治、經濟、法律、道德一體性質;周禮"已不復存在。對于廣大的個體家庭而言，孝道不再具有強制性的人身約束能力，而是變成了一種道德倫理，對社會民眾只能起教育和引導作用。法律只能禁人為非，但不能導人向善。《云夢秦簡·語書》的作者就已經發現："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佚)之民不止。"顯然，忽視了對民眾的禮義教化是不行的。二是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在父子關系中片面強調為父一方的權利;在國家與家庭的關系上片面強調國家一方的權利;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片面強調物質利益的一方。結果是，秦王朝雖然也講孝道，但只;尊尊"而無"親親"，忽視了孝道中調節人際關系的親情溫暖，使之變成了單純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而喪失了孝道的社會整合的功能。在韓非等人的法家學說功利主義的詮釋下，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不僅達不到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人們過分看重物質利益，加劇社會矛盾的爆發。

　　隨著漢初一段時間"黃老之術"完成了與民休息的歷史責任，儒家的"孝悌之道"便不可避免地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漢代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還在漢初奉行"黃老之術"時期，漢代的統治者已經開始提倡"孝弟力田"了。如《漢書》的本紀記載：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下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說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在漢代，"孝弟"、"三老"、"力田"都是鄉宦的官名，凡民能孝養父母，著力耕耘者，皆可以擔任國家的下層官吏。漢代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褒揚孝弟之事。有時一個地方出現祥瑞，也認為是當地人民孝行感動上天所致，也要賞賜當地官紳。如漢宣帝甘露三年，詔曰乃者鳳皇(鳳凰)集新葬，群烏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新蔡長吏、三老、孝悌、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漢書·宣帝紀》)在《漢書》、《后漢書》的帝王本紀中，全國性的對孝悌的褒獎、賜爵達32次之多。為了在社會上倡導孝道，漢代的皇帝謚號多加一孝字。顏師古說;"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漢書·惠帝紀》)在這樣一種全社會推崇孝道的氛圍中，《孝經》的出現并受到高度重視就成為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