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不僅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揮灑得淋漓盡致，由于其讀起來朗朗上口，易記易背，所以讀誦《千字文》歷來都被視為兒童識字教育的捷徑，成了兒童啟蒙教育的必修課。

　　千字文，即由一千個漢字組成的韻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韻、不對仗的文字，被稱為“筆”，而非“文”)。南朝時期，梁武帝(502 —549 年)命從王羲之書法中選取1000個不重復漢字，請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編纂成文，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千字文》。全文為四字句，對仗工整，條理清晰，文采斐然，令人稱絕。《千字文》語句平白如話，易誦易記，是中國影響巨大的兒童啟蒙讀物。

　　《千字文》原名為《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南朝梁(502年─549年)周興嗣所作的一首長韻文。它是一篇由一千個不重復的漢字組成的文章。據說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奉皇命從王羲之書法中選取1000個字，編纂成文，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來不得有所重復，但周興嗣在編纂文章時，卻重復了一個“潔”字(潔、絜為同義異體字)。因此，此篇《千字文》實際只運用了999字。繼周興嗣版千字文之后，還相繼出現了《續千字文》、《敘古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是用來教授兒童基本漢字之重要啓蒙讀物，和《三字經》、《百家姓》合稱“三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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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字文》在中國古代的童蒙讀物中，是一篇承上啟下的作品。它那優美的文筆，華麗的辭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讀物都無法望其項背的。

　　我國很早就出現了專門用于啟蒙的識字課本，秦代出現的有《蒼頡篇》、《爰歷篇》，漢代則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賈魴的《滂喜篇》、蔡邕的《勸學篇》，史游的《急就章》，三國時代有《埤蒼》、《廣蒼》、《始學篇》等等，這些被稱為“字書”的作品多數影響不大，只有《急就章》對后世產生了影響。《急就章》雖然是《蒼頡篇》之后較突出的小學之書，但由于流傳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其權威性到南北朝時已大不如前，而這一時期出現的一些啟蒙讀物如《庭誥》、《詁幼》之類，可讀性有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千字文》問世了。一則《千字文》內容精、文辭美，二則《千字文》是皇室用書，知名度高，所以，《千字文》漸漸地成為《蒼頡篇》之后，又一突出的童蒙讀物。顧炎武說：“讀者苦《三蒼》之難，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千字文》在內容上熔各種知識于一爐，并通篇貫穿以統一的思想，脈絡清晰，語言洗煉，這些長處是此前讀物所缺少的。它的長處后來為《三字經》所吸取，為這部優秀童蒙讀物的出現提供了借鑒經驗，這只要對二者稍加比較就可明白。

　　《千字文》之后，尤其是宋以后，童蒙讀物層出不窮，數目眾多，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識性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長處，但它們的一個共同缺點就是文采稍遜，即使像《三字經》這樣的作品也存在這一問題，它們都無法與《千字文》的文采相比。章太炎曾說《三字經》與《千字文》比較，有兩個不足，即“字有重復、辭無藻采”。《千字文》在文采上獨領蒙學讀物風騷，堪稱訓蒙長詩。

　　在《千字文》的流傳過程中，隋唐之際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沒。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他用30 年的時間，摹寫了800 本真草《千字文》分贈浙東各寺廟。智永的這一舉動，既保存了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智永之后，歷代書法大師寫《千字文》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懷素、宋徽宗、趙孟頫、文征明等。他們的作品流傳很廣，書體與風格各異，可謂千字千姿，影響也很大，無疑大大促進了《千字文》在民間的傳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而且也為世人留下了這些偉大的藝術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