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誤讀》是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的一本學術隨筆，涉及中國近代史學和政治學中較廣泛的問題領域，如對辛亥革命結局和實質的探討，對憲政問題、法制與社會轉型問題的反思，對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近代史著名人物的細致分析和思考。下面是關于《歷史的誤讀》的讀后感

　　本書是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劉濟生先生的思想隨筆集，文筆雋永，思想深刻，對許多歷史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全書分為五輯，第一輯：秦家店的黑幕，對中國歷史上的“孔家店”和“秦家店”進行了質疑，并提出了“打倒秦家店”的命題;第二輯：倫理政治的終結，對儒家文化和孔孟思想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第三輯：現代中的傳統，對中國國民性以及人格尊嚴、奴性、主子性等問題做出深入思考;第四輯：皇帝建造的莊園，通過泰山祭孔，失掉原樣的名人故居，現代的廣場等問題，發出了人文的憂思;第五輯：走出“血酬定律”，通過對一些好書的書評，闡述自己的看法。

　　“大學生讀本”主編賽妮亞認為：本書是近年來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

　　《歷史的誤讀》讀后感：

　　北京三聯書店最近推出了郭世佑先生史學論文集《歷史的誤讀》。所選文章時間跨度大，發表時間上限在上世紀80年代，歷經30余年。一卷在手，不僅可以呈現郭先生個人的近代史研究歷程，還能展現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線索。因為，自80年代以來近代史研究中的關鍵性理論突破，郭先生幾乎是每役都有參與。如太平天國的階級屬性，曾國藩的歷史功罪，李鴻章是愛國還是賣國，洋務運動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爭論，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爭論，甲午戰敗的原因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提法的起源，歷史教科書的評價等等問題。

　　他與他的前行者提出的觀點，一些在當時曾被當作“異端”，現今已被史學界接受，成為我們時代所共享的“常識”，一些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此后史學界仍在討論，而今天讀來，卻還能感覺它那振聾發聵的力量。正是因為這一特征，郭先生這本史學論文集不僅是“歷史”的，而且是“現實”的。三聯版的《歷史的誤讀》，盡量恢復了文章在正式刊發時刪節了的段落、章節與文字。正如作者所說，盡管我們一再宣稱思想無禁區，但出版有紀律。這種“內部紀律”對于學術研究的干擾之大，直接導致許多學者的自我審查。而對于郭先生這樣的“觀念上的突破者”，則意味著，必須花費大量的精力去運思如何才能把一件新的史料、一個新的觀點，一個“犯忌”的概念表達出來，而不是一開始就被扼殺在編輯們的裁剪刀下。本應“我手寫我心”的思想表達卻不得不淪為一種走鋼絲般的特技。其中一些文章的發表，如《如何看待毛澤東筆下的近代史》《毛澤東是不是歷史學家》兩篇文章，本來是一氣呵成的一篇長文，卻被編輯們強行拆散。

　　現在想“破鏡重圓”也無能無力了，作者只好附加腳注略為提示。一般史家論學，總要表白自己“價值無涉”，以“學術中立”的時髦遮蓋自己的價值空洞與行事犬儒，似乎歷史學也能像物理化學、橋梁工程一樣“客觀”，可以排除研究過程中史家的價值判斷與人文關懷，可以與自己的史觀、史識、史德“無涉”。但郭先生此著卻公開自己的價值訴求，清晰表達出一個史家應有的歷史觀念，提出“四項原則”：一是從事實出發，任何先入為主的是非、好惡、優劣、主次觀念都無條件地讓位于事實;二是從歷史條件出發，既不作超時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飛舞的無類比附，又不以簡單的歷史結局去推導復雜的歷史過程，充當“勝利者的宣傳”;三是從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既擯棄民族虛無主義，又不以任何個人與團體的好惡和利益為依歸;四是從歷史發展潮流出發，不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意念所左右。

　　通讀全書，可以感覺到郭先生史論中對此價值評判的堅守，雖然，在中國語境中，這樣做頗為艱難，有時還很不討好。作者的近代史研究歷程曾經歷人物、事件、史論這樣的順序，而今研究領域向歷史哲學、史學教育方向拓展，《歷史的誤讀》即按這種理路編排，以“史事歸真”、“人物顯真”、“史評道真”、“史論求真”四個欄目輯錄文章。這樣的編排，正如作者自序所說，無論是“顯真”、“歸真”，還是“道真”、“求真”，均含一個“真”字，“這并非作者的個人偏好或刻意標榜，而是歷史學的精義與歷史專業的基本規訓之所在，也是作者忝列教師職業的行規所在，歷史專業與教師職業的雙重規范，決定了吾輩除了求真道真，就別無選擇了”。

　　歷史學家的天職在求真，與郭先生先前幾本著作一樣，《歷史的誤讀》一仍“真”之主題。在史學之求真方面，郭先生似有系統的思考與開拓創新處，本文也擬以此為題，對郭先生史學求真的運思，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固然，史學之求真，最基礎的是史實的真偽，證據的虛實。這一層面的史學之真，不需太多的解說，讓證據說話便罷。但歷史的真偽并非只在這一技術層面，而有著遠為復雜的情狀與遠為豐富的層次。首先，在中國語境中談歷史之真，必然面對意識形態的制約。中國近代史研究面對的最大障礙，不是史實真偽混淆，而是正統史觀對求真的制約。

　　歷史教科書，從小學到大學，千篇一律，都是革命史觀建構的“兩個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但郭世佑先生通過嚴謹而嫻熟的文本分析指出：毛澤東論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前后矛盾之處頗多，他是“按照現實革命斗爭的需要來闡述中國近代史”，“從革命者的立場與視野來研究和品評以往革命斗爭史中的事件與人物”，因此，其史觀，就具有“主觀性”、“時效性”、“政治性”、“多變性”，“不僅論點不一致，變動不居，而且還不全符合歷史實際”。

　　更進一步，他以充分的同情，揭示出這種特征的產生與作為職業革命者、而非歷史學家的毛澤東個人身份之關系：“他對近代歷史資料的掌握相對有限，并不十分豐富;他的敘史、評史之目的與其說是求真，還不如說是求用，政論多于史論，時評多于史評;他的近代史論述只散見于某些講話與文稿，有的論點經常多變，還缺乏獨立完成的歷史論文，遑論歷史著作，代表作闕如。平心而論，現代革命領袖毛澤東是職業革命家，并不兼具歷史學家的身份。”郭先生認為，毛澤東的革命史觀與有關近代史論述自成體系，可以成“一家之言”。文章還特別點出一些被忽略的“至今還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的“真知灼見”，如中國社會極端不平衡的狀態，中國社會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性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