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聊齋志異》，簡稱《聊齋》，俗名《鬼狐傳》，是中國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的著作。

　　《聊齋志異》的歷史簡介

　　在文學史上，它是中國文學一部著名短篇小說集。全書共491篇，內容十分廣泛，多談狐、仙、鬼、妖，以此來概括當時的社會關系，反映了17世紀中國的社會面貌。《公孫九娘》反映清初鎮壓起義軍的慘烈，“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堪為史筆。同鄉好友王士禎則為《聊齋志異》題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時)。”士禎對《聊齋志異》甚為喜愛，給予極高評價，所謂“數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1]，并為其作評點，甚至欲以五百兩黃金購《聊齋志異》之手稿而不可得。乾隆年間，余集在整理《聊齋志異》刊刻寫序，指出這部作品在“恍惚幻妄，光怪陸離”之中“托志幽遐”，有“微旨所存”。

《聊齋志異》

　　但此書也有不合常理之處，如〈醫術〉中載：“有病傷寒者，言癥求方。張適醉，誤以瘧劑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據現代醫學，傷寒最忌腹瀉。《珊瑚》意在表彰愚孝，“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戡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為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

　　《聊齋志異》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蒲松齡生前多以抄本流傳，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一次由趙起杲在浙江嚴州刻印。馮鎮巒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評點《聊齋》，并稱“當代小說家言，定以此書第一”。

　　《聊齋志異》的相關評論

　　《聊齋志異》是一部具有獨特思想風貌和藝術風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說集。多數小說是通過幻想的形式談狐說鬼，但內容卻深深地扎根于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齡所生活的時代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鑄進了作家對生活的獨特的感受和認識。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這部小說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從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深沉和孤憤的。因此我們不能只是看《聊齋志異》奇異有趣的故事，當作一本消愁解悶的書來讀，而應該深入地去體會作者寄寓其中的愛和恨，悲憤和喜悅，以及產生這些思想感情的現實生活和深刻的歷史內容。由于《聊齋志異》是一部經歷了漫長時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說集，故事來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認識前后有發展變化，加上作者世界觀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書的思想內容良莠不齊，比較復雜。但從總體看來，優秀之作占半數以上，主要傾向是進步的，真實地揭示了現實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頌生活中的真、善、美，抨擊假、惡、丑，是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總的藝術追求，也是這部短篇小說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郭沫若評價說：“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

　　老舍評價說：“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

　　魯迅曾經說過，《聊齋志異》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細按原意，當是指用傳奇的表現手法，來表現志怪式的題材或內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這種文言小說的優點，所以魯迅把它列入了“擬晉唐小說”，正確地指出了它的淵源。

　　后世影響

　　莫言曾說他的文學創作受《聊齋志異》影響很大，“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志異》才有了靈感。”其實，不獨莫言，許多文學大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齋志異》的影響。

　　魯迅從12歲就讀這部書，1921年在《唐傳奇體傳記(下)》中寫道：“清蒲松齡作《聊齋志異》，亦頗學唐人傳奇文字，而立意則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時鮮見古書，故讀者詫為新穎，盛行于時，至今不絕。”

　　張愛玲早期以婚姻家庭為題材的作品也明顯受《聊齋志異》的影響。她在散文《天才夢》中說：“直到現在，我仍然愛著《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