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人物簡介
嚴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漢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縣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進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嚴嵩人物簡介，歡迎大家閱讀：
嚴嵩人物簡介
嚴嵩(1480-1565)，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漢族，江西新余市分宜縣人，他是明朝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權臣之一。嚴嵩為官專擅媚上，竊權罔利，并大力排除異已，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晚年，為明世宗所疏遠，抄家去職，兩年而歿。
嚴嵩成化十六年(1480年)生，弘治十一年鄉試中舉，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會試考中二甲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旋丁優歸里，在其家鄉鈐山之麓建鈐山堂隱居讀書8載，詩文峻潔，聲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還朝復官，執教過宮中內書堂。正德十六年任南京翰林院侍讀，嘉靖四年調回北京，升任國子監祭酒。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顯陵，歸而極言祥瑞，明世宗喜。遷其為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后改任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時值廷議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銜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詞，取得寵信，加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后解部事，專直西苑;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行賄者絡繹不絕。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異已。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嚴嵩得罪世宗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這兩方面也都應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于作對。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聯：“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圣壽萬年，天蕩蕩。”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鄉試;十八年(1505)，中進士，列二甲第二名，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讀，初露才華，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咸偉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編修。不久，以病請歸，在分宜縣境內的鈐山隱居讀書，有十年左右。劉瑾執政期間，在焦芳的挑唆下，對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針，特別提出“毋得濫用江西人”。嚴嵩辭官與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聯系，但他長期養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響。
嚴嵩在鈐山過著相對平靜和清貧的生活。據他自己說，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這也是他當時生活境況的寫照。在鈐山時，李夢陽曾經拜訪過他，贈詩曰：“問奇頗類揚雄宅，醒酒真輕李相莊。”嚴嵩和詩為：“地僻柴門堪系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余。”過著這樣的田園式生活，“頗著清譽”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嚴嵩還朝復官。復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對于武宗的其他許多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關于運楠木北上，他寫道：“今湖南運殿材巨楠數千株，聯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圍丈余，長可五十尺，誠天地間奇聲。然此木一株，山伐陸挽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幾個月之后，嚴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國子監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可以說，世宗對他并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積極參與了嘉靖初期圍繞議禮而展開的激烈斗爭。盡管他也寫過“濮園儀禮伸輿論，代邸崇恩本圣情”，盡管他在南京任官，與同在南京的張璁、桂萼有接觸的機會，他與桂萼同是江西人，兒子與桂萼之子同延請一師等等。嚴嵩與桂萼有詩書往還，多所頌揚，這在士大夫中極為普遍，不能作為加入黨爭的憑證。當時反對內閣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贊成皇帝尊崇興獻王的主張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門的-。議禮一案，給他們創造了改變地位的極好時機。嚴嵩在最顯貴的翰林院任職，沒有與張璁、桂萼等采取同樣的行動，是合乎邏輯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數翰林官，堅決擁護以楊廷和為首的舊官僚集團的主張，而取審慎的態度。與批評正德朝政相比，這時的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嚴嵩以禮部右侍郎步入上層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廣安陸(今湖北鐘祥)監立顯陵碑石。還朝后，嚴嵩上了兩道奏疏。一道奏疏敘述了河南災區的情況，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陜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敘述了途中所見祥瑞，稱“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云釀雨”，“靈風颯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記之。一呈祥瑞、一報災異，反映了嚴嵩既有阿諛圣上的一面，又有關心民情的一面。兩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結果。對于前一疏，世宗批道：“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帶征，其余災輕地方照例征解。”對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后。”進獻符瑞，是世宗所樂于接受的，救災安民，是當年的世宗所關心的。可以說，這一次外差，使嚴嵩得到世宗的欣賞。
后來的幾年里，嚴嵩先后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后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于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于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并且“條劃禮儀甚備”。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并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勛、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斗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后，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系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并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幾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或稱，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并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后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復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陜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持。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借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0的罪名，置他們于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匯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最后，謫斥為民，以憨奇。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0。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0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0，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準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愿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0，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后，一并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斗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發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御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里書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糶，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并沾實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余兩買稻谷五千余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圣澤”，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見征，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后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后連連稱嘆，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盡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圣謨弘遠”一番，然后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御，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也。”出于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墻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墻，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對于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對于倭寇問題，嚴嵩也發表過不少見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說：“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溫近海賊徒結伙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擴大統帥的權限。他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布：“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游(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胡宗憲對平定倭寇海盜起了不小的作用，嚴嵩的信賴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嵩在建儲問題上的表現最得官僚們的稱贊。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后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于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于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于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墻。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慮者也。”一年以后，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圣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颙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這是嚴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說此論“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復請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對此事的評價卻頗為公允。對嚴嵩素無好感的官僚徐學謨說：“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世宗崇信道教，嚴訥、郭樸、李春芳、袁煒等人都因為善寫青詞而入閣，被稱為“青詞宰相”。嚴嵩也善于撰寫青詞，但他經歷了多次官場上的權力斗爭，對朝政自有一番見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詞宰相”。
盛極而衰嚴嵩的權勢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個閣臣。他在位時，“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其他官僚對嚴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階)為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訛，商議兩日夜，始參謁。分宜無他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嚴嵩對嚴世蕃的寵愛和放縱，幾乎是有文必錄。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至于對家人，嚴嵩也并非一味放縱。有一個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僉事，嚴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責。后林一新入賀京師，嚴嵩對他“甚加敬禮”。但由于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仆隸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對象。管家嚴年號萼山先生，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謂榮幸”。因此，對于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當然是負有責任的。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于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于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后，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0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0發生了疑問。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后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余兩，銀二百余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嚴嵩回到江西，盡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凄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終年八十六歲。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歷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于詩文，各極其工”⑥。楊慎稱贊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于研究他本人，對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嚴嵩歷史爭議
《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透過戲曲和其他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 然而多年來，有關嚴嵩是否大奸臣，仍然爭議不休，這些爭議主要圍繞著他專國擅政，逼害忠良與及巨貪惡富的指控。另外來自嚴嵩故故鄉分宜的學者，包括嚴曰文、嚴小平等人卻對嚴嵩的評價采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他也具有忠君愛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績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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