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墨是中國漢族制墨技藝中的珍品，也是聞名中外的“文房四寶”之一，因產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徽州制墨的肇始時間當不遲于唐，它是書畫家至愛至賴的信物，下面一起看下徽墨的歷史發展。

　　唐代

　　徽州制墨的肇始時間當不遲于唐，這可從祁門縣1978年從唐墓中出土的“文府”墨得到佐證。該墨在地下經歷千余年而不敗，足見其質地之佳。因墨面有“文府”二字，故人稱“文府”墨。殘墨長8.3厘米、寬2.7厘米、厚1厘米，今珍藏于安徽省黃山市博物館。

　　徽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當不遲于唐末。唐朝末年，奚超至歙州，見歙地多黃山松、且質優，新安江流域的水質又好，故留此重操舊業。其子廷珪，更是有心，見當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頗具特色，便虛心求教、潛心揣摩。他們改進了搗煙、和膠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規程，所造之墨在品質上超過了易州墨，被人譽為“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豐肌膩理、光澤如漆”的佳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賞識，召奚廷珪為墨務官，賜給“國姓”，因此，奚廷珪又稱李廷珪。于是，奚氏全家一變而為李氏，成為千古美談。從此李墨名滿天下，其墨被譽為“天下第一品”，有“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說。因之，李廷珪成為古今墨家的宗師。

　　李廷珪所制的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據記載，北宋書法家、文字學家徐鉉，幼時曾得一錠李墨，與其弟徐鍇共同研磨習字，“日寫五千”，也整整用了十年。更令人贊美的是，磨過的墨，其邊有刃，兄弟倆還常用它來裁紙。可見，李墨除了配料精良，在制作時是尤重捶打砸實，故其墨耐磨耐用，能裁紙。又據《遁齋閑覽》記載：“(大中)祥符中(1008-1016)，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為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于池中。逾年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變，表里如新。”可見，李墨之質地確實有異于常墨。

　　南唐時名家還有朱逢，他是歙縣人。李墨雖被南唐后主李煜所賞識，但同屬南唐的寵臣、名宦韓熙載卻垂愛于朱逢。他把朱逢請到書館旁燒煙制墨，名其作坊為“化松堂”，名其墨為“云中子”、“麝香月”。可見朱墨也不亞于李墨。

　　李廷珪之弟廷寬，廷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及孫惟慶，也業墨，都是名墨工;惟慶還繼續任過墨務官。自李廷珪被李煜封官賜姓后，徽州的墨工更重制墨技藝，因而歷代都產生過一批批著名的墨工。

　　宋代

　　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國家得到了統一。經過一段時期的休養生息，經濟文化又重新繁榮起來。

　　宋代統治者重視文治，全國各地書院林立，科舉考試制度進一步得到完善，印刷術突飛猛進，出現了一個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徽州的制墨業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達官顯貴、名門旺族聚集江南，首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文人墨客的南下，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發展;每年臨安的科舉考試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場。這時的徽州地區，制墨業已步入“家傳戶習”的繁榮普及階段，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進貢“大龍鳳墨千斤”，而要滿足文人墨客、莘莘學子的用墨則要逾萬。到了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為徽州時，“徽墨”之名便正式誕生并迅速風靡南宋都城臨安，“徽墨”遂成了墨的代名詞，代代相傳，延續至今。

　　宋代徽州的制墨業“流派紛呈，名工輩出”。黟縣的張遇、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吳滋等等，都是十到十一世紀徽州制墨業的著名人物。

　　張遇，黟縣人，他是油煙墨的創始者，以制“供御墨”而聞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稱為“龍香劑”，其配方一直相傳至今，成為墨中極品。“張墨”為歷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寶。其子張谷、孫張處厚都是一代名墨工。

　　沈桂以松脂、漆滓燒得極黑的煙，名為漆煙，人稱其墨“十年如石，一點如漆”。他是漆煙墨的創始者。

　　吳磁所造之墨的妙處在于“滓不留硯”，曾得宋孝宗犒賞緡錢兩萬的獎勵。

　　風靡一時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譽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的優點，被稱為“墨中神品”。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蘇東坡深懷激情地寫下了“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的悼亡詩。此詩一直相傳至今。

　　宋代制墨業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油煙墨的創立，開辟了中國制墨業的新領域。千百年來，制墨主要以松煙為原料，由于長年累月取松燒煙，致使松樹被砍伐殆盡。宋代科學家沈括在他的科學巨著《夢溪筆談》中曾說：“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對松樹大量砍伐，墨源嚴重枯竭，尋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種新的制墨原料——桐油煙便應運而生。

　　第二，制墨從業人員眾多，名家輩出。宋代制墨名家見諸史冊的多達百余人，張遇、潘谷、吳滋、戴彥衡、葉茂實等是其代表。他們在選料、配方、燒制、用膠、搗杵等工藝方面，都有獨到之處，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制墨遺產。

　　第三，達官貴人及文人墨客與制墨工匠切搓技藝，促進了制墨技藝的發展。宋徽宗雖在政治上昏庸無能，但在書法繪畫方面頗有天賦，他創造的“瘦金體”書法，名傳千古。他喜歡墨又懂制墨，還親自實踐，推動了制墨業的發展。北宋大文豪蘇軾也是一位制墨愛好者，此外秦少游、陸游、黃庭堅等文人都有過參與制墨的經歷。文人的參與，極大地促進了制墨技術的發展。

　　第四,人們不但用墨、也開始了藏墨，并出現了藏墨制墨的著作。又因墨中添加藥物，人們在實用中發現了墨的藥用功能，“徽墨家族”便有了藥墨一員，藥墨遂成為居家常備的非處方藥品之一。

　　元代

　　元朝，因統治者實行嚴酷的民族壓迫，“南人”備受歧視，因此，在科舉與文化方面受到限制;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淪為奴隸，個人根本沒有出人頭地與揚名的可能，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制墨業也遠不如宋代，徽墨業處于一個低谷。元代墨工中，比較著名的有朱萬初、陶得和、潘云谷等人。明代是徽墨業恢復和發展的黃金時代。

　　明代

　　明代以南京為陪都，徽州屬“京畿”，經濟、文化教育得以發展，尤其是科舉考試走向鼎盛后，使徽墨業的生產不僅得以恢復，而且得到迅速的發展。據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記載，明代徽州墨工就有一百二十多位名家，產品除供應國內，還遠銷日本、東南亞。

　　徽墨發展到明代，其配方、其制作工藝，大多已定制、已公開。松煙、油煙并舉;“桐油煙”、“漆煙”被廣泛采用;徽墨普遍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幾種貴重原料，使墨的質地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墨家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精工制作和墨面的創意、設計以及產品的包裝、裝璜創新上。各種質地、規格的墨品不斷涌現，諸多歷史畫題、名家典故不斷化為墨面的雕刻內容。徽墨已從單純的文房用品、書寫材料，進入了“實用兼欣賞”的工藝美術品行列。

　　各制墨名家為了爭奪市場，挖空心思，頻出新招，所制墨千姿百態、異彩紛呈。嘉靖年間的方正、邵格之、羅小華以及萬歷年間的程君房、方于魯、汪春元、葉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競爭中相繼興起、各樹一幟的代表人物。這時期徽墨不僅質量精良，而且墨的圖式、墨印的雕刻，也各盡其美，達到歷史的新高。如程君房制的“玄元靈氣”墨，董其昌贊賞說，“百年之后，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與程君房同時馳名墨壇的當推方于魯。方氏精制了一種“九玄三極墨”，被譽為“前無古人”的佳品，聲譽已經“傳九州，達兩都，列東壁，陳尚方”。在此期間，富有裝飾性的成套叢墨——集錦墨也開始出現。裝墨的墨盒也非常精致，有從東南亞進口的楠木、紅木等珍貴材料制作的木匣，還有螺甸鑲嵌的漆匣。各種制墨的專著也紛紛涌現。

　　競爭促使了徽墨的發展，尤其是印版的雕刻、墨品的裝璜，或為名家繪圖、或為高手刻版、或為巧手制盒，把制墨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峰、輝煌的時代，使徽墨超越了文房用品的范圍。明代很多著名的畫家參與了墨式的繪圖，著名的刻工參與了墨印的雕刻，其中畫家有丁云鵬、吳廷羽、俞仲康等人;雕刻家有黃鏻、黃應泰、黃應道、黃德時、黃德懋等人。這樣，到了正(德)嘉(靖)年間，徽墨便形成了歙、休、婺三大派。

　　歙(縣)派，因地處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縣，歷朝貢墨、達官顯貴用墨幾乎為其包攬，產品端莊儒雅，煙細膠清，重香料、重包裝。其代表人物為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方瑞生等。

　　休(寧)派的產品則雅俗共賞，墨品華麗精致，多套墨、叢墨(集錦墨)，墨面重彩飾，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其代表人物為汪中山、邵格之、葉玄卿、吳去塵等。

　　婺(源)派則屬于普及型墨。婺源人，尤其是詹姓墨工，利用當地盛產松煙的優勢，所制墨品大眾化，價格低廉，深受百姓與學子的歡迎。因婺墨不見重于文人墨客，故絕少記載。其代表人物主要為詹姓墨工，其中有詹華山、詹文生等。

　　“三大派”，各以自己的優勢，分攤了墨業市場的份額，各得其所，共同發展并壟斷了全國的墨業市場。

　　在明代的徽墨大家中當數歙縣的程大約(約博)，世稱“墨妖”。他既講究墨的配方，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設計、裝璜(匣子)，并有《程氏墨苑》行世。其弟程君芳(原名士芳)也制墨，是萬歷間的高手。他們制的墨，其墨印大多出自徽派著名刻工黃璘、黃應泰之手，因而備受文人墨客的喜愛。《程氏墨苑》也出自二黃之手，該書被鄭振鐸譽為“此國寶也，人間恐無第二本”(見《卻中得書記》)。方于魯是大約的徒弟，歙縣巖寺人，曾與程君芳展開激烈的競爭，并刊有《方氏墨譜》與程氏抗衡，由是也促成了《程氏墨苑》的問世。方氏還以自己的詩作，參與了這場競爭。商場如戰場，顯示了明代徽墨業競爭之激烈。

　　清代

　　徽墨發展到清代，先后出現了“四大家”，即曹素功、汪近圣、汪節庵、胡開文，他們都是徽墨業中的一代翹楚。

　　曹素功，歙縣巖寺人，名圣臣，字昌言，號素功，清順治十二年(1655)秀才，十七年(1660)貢生。康熙六年(1667)，開始頂承吳叔大的鋪子，并將吳的“玄粟齋”改為“藝粟齋”。相傳康熙帝南巡時，他獻的佳墨頗得賞識，康熙帝特賜“紫玉光”，一時名聲大振，紫玉光成了曹墨的第一品牌。他著有《曹氏墨林》。其后裔(長子永錫，孫西侯、雨侯，曾孫階立、鶴亭，六世孫獻淮、堯千、德酬、引泉，七世孫毓東、佑樁，八世孫云崕，九世孫端友……)皆制墨，歷經十三代未曾中斷。乾隆年間曹素功墨肆遷蘇州，咸豐10年再遷上海，新中國成立后，其墨肆與胡開文合并為上海墨廠。

　　汪近圣緊跟其后，以制集錦墨著稱;“其雕鏤之工，裝式之巧，無不備美”，更以他的次子汪惟高應詔入清廷內務府教習制墨而名聲大振(詳下節)。

　　汪節庵，歙縣信行人，名宣禮，字蓉塢。墨肆名“函璞齋”，設在巖寺。清乾隆中期嶄露頭角，為乾隆、嘉慶年間徽州制墨業的名家。汪節庵墨品常被一些高官大吏選作貢品，有“江南大吏，多獻方物。入選之墨，必用汪氏”之說。清代學者阮元評說：“在今名第一者，為節庵汪氏”。其名墨有“蘭陵氏書畫墨”、“新安大好山水”、“青麟髓”等。

　　“胡開文”是清代四大家中的最后一家，也是徽墨業中集大成的一家，同時又是把徽墨推向世界的第一家(詳后二、三節)。

　　清代制墨業有四大特點：

　　一是把始創于明朝的仿古墨生產發揚光大并推向一個新高。清代的集錦墨，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創歷代之最;

　　二是文人自制收藏墨成為雅事和時尚，自制墨的人數、墨種之多，也創歷史之最;

　　三是發明了不用研磨的墨汁，堪稱中國制墨史上的一次革新;

　　四是精品墨走向世界并獲得好評。1915年胡開文后裔制“地球墨”“南極生輝墨”，獲得巴拿馬世界博覽會金獎，為中國徽墨爭得了榮譽。

　　清代制墨業在咸豐年間、鴉片戰爭之后，逐漸走下坡路，這是由于國內戰爭、民生凋敝，加之帝國主義的入侵，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奪出口，嚴重阻礙了制墨業的發展。

　　民國

　　民國年間，徽墨則在社會動蕩和外來書寫工具(鉛筆、自來水筆、圓珠筆)的沖擊下，已處于“風前殘燭，瓦上晨霜”的衰微階段。

　　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支持各地墨廠、墨店的恢復和發展。一九五六年，分別在屯溪、歙縣成立了徽州墨廠和歙縣徽墨廠;績溪縣則成立了墨業生產合作社;涇縣的文化用品廠稍后也恢復生產徽墨，久負盛名的徽墨獲得了新生。廣大制墨工人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同時，不斷革新，工藝精益求精，品種日新月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尤其是進入80年代，績溪的制墨業有一快速發展，廠家主要集中在上莊、華陽兩鎮。他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發展，恢復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產，并增添、開發了新的品種。又將墨錠制成各種形態并施以五彩，嵌在錦匣當中，供人們鑒賞珍藏，成為中國又一高雅的工藝美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