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的歷史簡介
諫官是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勸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諫官的設置比監官早。春秋初年齊桓公設大諫，為諫官設置之始。晉國的中大夫、趙國的左右司過、楚國的左徒，都屬于諫官性質。秦漢時有諫官之設，但是沒有專門的諫官機構。下面是小編帶給大家的諫官的歷史簡介。
“諫官”又稱“諫臣”，指規諫君過之臣、勸諫天子過失之官。《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有“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的名論;《白虎通·諫諍》論及朝廷 職官時說，“設輔弼，置諫官”，諫官被看作是與 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諫”字包含多重意蘊，而要義在“直言以勸正”。《說文》曰：“諫，證也。從言柬聲。”《廣雅·釋詁一》曰：“諫，正也。”《字匯》曰：“諫，直言以悟人也。”綜上所述，“諫”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啟悟別人。諫官之“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給各類人提意見，而是針對 君主，“諫朝政之得失”。“廷諍”(在朝廷當面向 君主直言)與“上封事”(書面向君主提意見)是諫官將批評上達君主的兩種形式。
白居易說：“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啟沃之路久矣。”(P1371) 中國的諫官制度源遠流長，自周代設“ 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諫官設置，雖然其名稱有異，作用各別，但諫議制卻一以貫之。究其原由，則是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屬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類社會所出現的政體(政權構成形式)有三種類型—— 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氏族民主制，但自從跨入文明門檻以后，則只有不發達的貴族制和發達的 君主制兩種政體。由戰國發其端，秦漢定型的專制主義 君主集權政體在 中國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這種專制政體的最顯著特點是，將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權集于帝王一身。在這種體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動之幾”不僅可以給任何人以生殺予奪，而且會導致國家大政方針的傾斜。為了彌補這種由帝王獨斷所可能造成的對王朝根本利益的損害，列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諫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那些敢于“犯顏直諫”的諫官和善于納諫的帝王，都是這一機制的產物;而一切阿諛逢迎之徒和不納良諫的帝王，則破壞那種彌補機制，加劇專制體制的危機。
諫官制度固然是為專制 君主的長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諫官和帝王演出的“進諫”與“納諫”(或“巨諫”)的種種活劇，卻蘊藏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給后人以啟迪。
歷代諫官制度述略
(一)先秦諫官的設立
諫官的設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漢至唐宋時期。但相傳于舜帝時，已有“納言”一職。《尚書·孔氏傳》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這種納言之官，是諫官的初始。納言可直接向 皇帝反映下情。《呂氏 春秋·自知》記載，商湯王時已有“ 司過之士”， 皇帝有過錯，可以由“司過之士”提出或者糾正。司過之士已近似于諫官。
周文王時，周王室內設有“ 保氏”一職。“ 保氏”，可算是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地官》：“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注疏》卷十四“地官 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于道”，“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也就是說，“ 保氏”的職責是司掌規諫王的過錯。周文王 庶子召公曾任過 保氏一職。王安石《諫官》：“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
春秋戰國時，直接以“諫”命官，稱為諫官。 齊桓公設“ 大諫”之職，其他各國均有類似的設置。齊國中央官制的主體是在相的下面，設置五個行政部門，即所謂“五官制度”。齊國的五個主要部門是：
附圖{圖}可以看出，諫官處在相當顯著的位置，他是齊國中央相府的五個職掌之一。《呂氏 春秋·勿躬篇》載：管仲對 齊桓公說：“早入宴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請置以為 大諫。”其他國家如趙、魏、韓三國相府直屬官有左右“ 司過”，掌諫議。諫官處在君王身邊，專司其過，找君王的缺點毛病。
(二)秦漢諫官制度
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 中央集權制的 封建王朝，各項制度有較大的變革，但諫官不能不設。秦初置諫議大夫，其諫官制度對后世影響至深，諫議之職直沿至宋元時期。
《通典》卷二十一說：“諫議大夫，秦置，掌論議。”秦置諫官，真正的名稱是“諫大夫”，隸屬 郎中令，無定員，多至數十人，職掌 議論。 郎中令是諸 郎官的總頭領，而郎是侍從官的統稱，郎官的主要職責是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 郎中令下屬有諫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諫大夫專掌備顧問應對，司諫議之職。
漢武帝時沿襲秦制，仍設“諫大夫”， 東漢光武帝時增“議”字，始稱“諫議大夫”，置三十人。漢時，諫議大夫是 光祿勛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諍得失。漢文帝屬善納諫言之君，曾下詔， 察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凡任諫職者，須進行“直言”之士的對策，策試成績優秀，則可任職。漢時的著名諫官有 劉輔、 王褒、 貢禹、 匡衡、 王吉、 何武、 夏侯勝、 嚴助等人。這些諫官均敢直言，頗有政聲。
秦漢除諫議大夫為專職諫官外， 光祿大夫、 議郎、博士等均有諫議之責，其他中央官員若加有 侍中、散騎、中常侍等 官銜，亦可在 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 (四)宋及宋以后諫官制度
宋代也重視諫官，曾專門從“三省”中的 門下省分出一個諫院與三省并行，以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加上門下省的“ 給事中”，合稱為“ 給諫”。另外，改唐時“ 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設“司諫”，表示專司諫諍之職;“正言”，表示向 皇帝說正確的話，糾正皇帝的錯誤言論。正所謂“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司諫、正言都是很重要的專職諫官。王安石《上田正言書》謂正言者“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癥，蹇蹇一心，如對策時”(28)。
宋專置諫院，并置諫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任;另有許多以他官兼領者，謂之“知諫院”、“同知諫院”，帶有加官性質，但也是很重要的諫官。 司馬光在遷 起居舍人時，就是同知諫院，并有《諫院題名記》一篇。宋代諫 官職權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對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說：“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
他官兼領諫官，是宋代諫官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諫官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宋以前，言官與察官是分立的。諫官司言，御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監督政府，糾察 皇帝，御史監督 官吏，糾彈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諫官也不得糾彈。宋代初期，御史和諫官也分別職司，并不兼領職務，后諫院獨立，權力擴大，并且規定諫官由 皇帝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諫官雖然可以諫諍皇帝，但也有糾繩宰相之責。據宋史載：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諫官皆得諫正。 宋神宗以后，諫職更加擴大，以兩省 給諫權，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給右諫議大夫權。 宋神宗初年，規定他官可以兼領其諫 官職務，并以知雜侍的御史 鄧綰為中丞，除諫議大夫。唐代重諫官，輕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諫官兼權，諫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職權，這樣對 皇帝的箴規闕失、規諫就削弱了。
另外，諫官與宰相，諫院與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烈。在漢代，諫官禹 光祿勛隸屬于宰相，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唐代，諫官屬 門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屬，總之是專門向 皇帝諫諍過失的。唐制， 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后，通常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 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旁人不得參加，而 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可以隨從宰相列席參加，而且規定要有諫官列席。宰相有時不便同 皇帝直接講的話，可以由這些“言者無罪”的諫官來講。諫官講的對固然好，講的不對，也無妨大體，因為諫官的職責就是開口講話，這樣也就可使宰相免同 皇帝直接沖突，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藝術，即君權、相權之間相互調節。這一關系是：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又諫諍皇帝。但諫 官職權擴大，御史兼領諫職以后，就形成了諫院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諫官往往不是糾繩天子，而是糾繩宰相。
當然這種制度也有積極的一面，如 司馬光在 同知諫院時，以諫官之職，進行揭露奸邪佞妄，嚴整吏治。 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時，以諫官名義“三彈張堯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樣，諫官的主要任務應是諫諍 皇帝，監察政府有 御史臺。諫官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以后，就形成了臺官、諫官共同糾察政府官員，宰相再也不好借諫官之口向 皇帝發表意見，諫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諫官、臺官也漸漸不分，稱呼也逐漸合流為“臺諫”。王安石新政的失敗，就與諫院同政府 丞相水火很有關系。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廢除諫院，正式以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分隸于門下、 中書二省，專供諫職，不得越職言事。諫議大夫 趙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 秘書監。
宋代著名諫官也很多，如 司馬光、歐陽修、 范仲淹、王禹chēng@②、蘇轍等。宋代的諫官也敢諫、善諫，諫疏有時多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如神宗時， 張舜民做諫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時任伯雨做諫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 范仲淹曾有《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諫官生涯的真實寫照。
元代廢 門下省，諫議、司諫、正言也隨之俱廢，因而未設專職諫官。但御史卻承宋制，得兼諫職。
明代亦無專職諫官，而由“ 給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諫職，流俗為“ 給諫”。萬歷時 皇帝寵信后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 景德門遭雷擊，御史 袁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 議論茲多，致干圣怒，擯斥不下百十余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 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 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袁可立尖銳地指出時局之嚴峻：“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力諫 皇帝“親郊祀，勤朝講，批章奏，錄遺賢，明賞罰，化朋黨”( 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疏上，觸怒神宗 皇帝，于萬歷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 錢謙益《牧齋全集》)。
清代言諫之官的建置大體如明代，有 都察院御史和 六科給事中 兩班人馬。康熙初年，撤銷 巡按御史， 雍正開始又將 給事中劃隸 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給事中、 監察御史，都許風聞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風俗善惡，皆能以耳目官的資格，盡量陳奏。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 上諭：“凡事關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應興應革，切實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條陳奏，直言無隱。”形式如此，事實上清代諫官等于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