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忽必烈曾屢次東征日本，其中第二次東征日本慘敗，因由為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忽必烈為何第二次東征日本慘敗相關信息，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忽必烈的簡介：

　　孛兒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監國托雷第四子，元憲宗蒙哥弟。大蒙古國的末代可汗同時也是元朝的開國皇帝。蒙古尊號"薛禪汗"。

　　青年時代，便"思大有為于天下"。1251年，長兄蒙哥繼大汗位，忽必烈受封為王。1252年忽必烈即奉命征討大理。1260年長兄去世，忽必烈在開平即汗位，建元中統，開始按中國傳統的王朝年號紀年。1271年，改"大蒙古"國號為元，1272年遷都元大都(今北京)。隨后即舉兵南下，直至1279年滅南宋。

　　1294年正月，在大都病逝，謚號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

　　忽必烈為何第二次東征日本慘敗：

　　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鐮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鐮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鐮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面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于鐮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谷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于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日本方面已經違反了規則，那么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面決心與日本周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進扎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征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后，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并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志，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的伯顏足足率領戰船一萬艘戰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船。

　　江南戰區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失去繼續抵抗的意志。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后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杰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并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辟大規模的第二戰場。而當南宋已經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回過頭來繼續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于忽必烈來說，高麗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里，有人密告高麗金方慶私藏兵器戰艦，試圖攫取高麗政權，并起兵反元。甚至連高麗國王對忽必烈的忠誠度也被人猜疑。因證據不足，一時未作處理。

　　第二年1月，與金方慶同朝為將又同樣被元世祖倚重的高麗大將洪荼丘接手了這個案子。他與金方慶素來不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于權力的爭奪。他以酷刑逼迫金方慶招供，在冰天雪地里金方慶“肌膚凍如潑墨”，但是金方慶這位身經百戰的沒有招供。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面之詞，將金方慶召回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么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取決于皇帝的實力。

　　南宋抵抗勢力終于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軍蕩平。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八歲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尸十萬眾，給南宋王朝徹底畫上了句號。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數萬主動赴死的臣民，認為自己死得其所。

　　緊接著，忽必烈命江南的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建造軍艦六百艘備征日本。

　　日本學者中島樂章這樣推測：“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船中，東路軍九百艘戰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船，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戰船，僅有五十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僅有五十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船也不過數百艘。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船總數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船其中內河船舶又居多由于內河戰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

　　在下達造船命令之后，元世祖又召見南宋降將范文虎，問其東征方案。

　　作為一名戰將和降將，范文虎當然想立即立下戰功，但是他又試圖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他建議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舊臣的立場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夠說服日本來朝。忽必烈并不反對。

　　于是范文虎的兩名使者周福和欒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達博多灣，為表示善意，他們甚至帶了一名日本在華留學僧一起前來。

　　事實證明，這次出使行動是典型的狗尾續貂、自討無趣之舉，鐮倉幕府已經殺過一批使者，北條時宗不在乎再殺一批。就連態度相對和緩的京都朝廷都認為“亡宋舊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條，誠過分歟!”

　　周福和欒忠在博多被斬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對這次出使沒有寄予絲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將領，親自主持召開東征日本軍事會議。

　　元朝最終確定設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書省”，并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舵工水手一萬七千人，分乘戰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為首，率江南軍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自寧波港出發，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兩軍約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共同進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東路軍諸將從大都出發，臨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對他們作了以下說明和要求：“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元世祖的告誡簡而言之為兩點：一、依照漢法，取人國家，不可濫殺無辜;二、眾將要戮力同心。日本方面也并非坐以待斃。在第一次蒙古來襲的戰事中，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痛感日軍指揮散漫、戰斗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飭軍律，進一步強化“異國警備番役”制度，北條時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說：“蒙古異賊等明年四月可襲來云近年守護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間，無同心儀之由不顧天下大難，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軍兵者，隨守護之命，可致防戰之忠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處不忠之重科”北條時宗屢次勸諭，他對們的要求與忽必烈如出一轍：希望各方面能夠放棄內訌，精誠團結。

　　按照元軍的既定作戰計劃，東路軍于5月3日從高麗出發，順風抵日，第一部作戰目標仍然是攻取對馬島和壹岐島。

　　東路軍在日軍干擾下完成登陸，以大炮首攻，騎兵沖鋒，附以弓弩，日軍敗退，其將領少貳資時戰死。5月21日，元軍占領對馬島、壹岐島。

　　元軍二度來襲、日軍臨陣敗退的消息很快傳至京都，朝野上下再次陷入慌亂境地，一時間人心惶惶，京都官民瘋狂儲備糧食，以致無米可買。

　　日本后宇多天皇得到消息后在神宮整整祈禱七天七夜，龜山上皇則派人到伊勢神宮許愿“愿意殉身以代國難”。

　　幕府執權北條時宗得知戰況的時間稍晚，他問計于南宋赴日僧人祖元大師，祖元要求他“血書大經”，北條時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寫經祈禱。這種行為對于戰爭的進展表面上看沒有關系，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國民心。這大概就是宗教的厲害之處。

　　另一方面，面對元軍的繼續推進，日軍也加緊了防守部署。參加過上一次抗蒙戰爭的藤原經資依然任九州地區戰事總指揮，他動員了約四萬武士守衛沿海石壘陣地，甚至連其老父都披甲參戰。此外，四國等地的武士約六萬人也被緊急動員，以作為后續兵力補充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