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儒家典籍。上起魯隱公元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那么公羊傳是誰寫的?

　　傳說《公羊傳》是戰國時代公羊高編撰的，

　　先是師徒口耳相傳，直到西漢景帝時才寫定成書。和《左傳》、《谷梁傳》一樣，《公羊傳》開始是與《春秋》分開流傳的，大概在西漢后期哀帝時，著名學者劉歆“引傳文以解經”，才把孔子編定的魯國史書《春秋》尊為“經”，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稱為解釋經書的“傳”，后人以傳附經，合為一編，從此便把這三本書合稱為“春秋三傳”。

　　《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有：“《公羊傳》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齊人。”唐代顏師古注：“名高”。“公羊”的含義是什么呢?有人認為是復姓，有人懷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轉音，近人蔡元培、顧頡剛等認為“公”和“谷”雙聲，“羊”和“梁”疊韻，因而“公羊”即是“谷梁”，這兩部書的作者可能是同一個人，這種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頤煊《經義叢鈔》認為，“明”字的古音讀“芒”，“芒”和“羊”同韻，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此說也缺乏說服力。關于公羊子，正史上沒有發現其他記載。

　　《公羊傳》未成書之前，口耳相傳，它的傳承過程，據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疏引戴宏序說：“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這段話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公羊傳》傳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傳》的成書從子夏(生于魯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漢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經過了340年左右。第三，漢景帝時，《公羊傳》才寫定成書。

　　關于第一點，楊伯峻《經書淺談》指出：“《公羊傳》中‘大一統’這個觀念，要在秦漢以后才能有，這就足以證明《公羊傳》不出于子夏。”他又說：“總之，無論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學生，托名子夏，不過借以自重罷了。”關于第二點，戴宏所說的傳承線索明顯有誤，340年間公羊氏僅傳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這是不可能的。關于第三點，說《公羊傳》作于漢景帝時，大致可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公羊傳注疏》認為：“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谷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證。”《公羊傳》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寫的，就不應引自己的說法。由此可以證明，《公羊傳》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傳的。看來，《公羊傳》可能是集體創作，最后由公羊壽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寫成書。

　　史學價值

　　《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谷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于世。魏晉以后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后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秘密，在于《公羊傳》中蘊含著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著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于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并不多見。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三傳今古文之爭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跡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后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范寧在他的谷梁傳序文里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采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