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日本文化，就不能不談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真正的武士信奉：“身為武士者，與平日就重視勇氣與名譽的人為友，戰時也要求與這樣的人為敵。”這就是武士所提倡的“勇”，而“勇”表現到極致時，便近乎“仁”。尼采說：“能以敵人而自豪者，便能視敵人的成功為自己的成功。”這無疑是對武士“勇”與“仁”的最準確的表達。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日本武士道的起源

　　日本武士道最早可追溯到江戶時代的佐賀藩時期。據說那時，武士道被稱之為“葉隱”，是指在1716年間民間傳誦的，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傳述，同鄉藩士田代陳基聽聞、書寫、整理完成的一本武士道修養書，意為有如樹木的葉蔭，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舍身奉公”。書以問答體的形式寫了“葉隱聞書”的過程，全書共11卷1200多節，簡稱《葉隱》或者《葉隱集》，詳細地介紹了武士的心得修養、言行，列舉了不同武士同各藩主的關系。

　　這本書大肆宣揚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的武士道精神，倡導舍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的氣概，批判了一般人對生命的執著態度，一個真正的武士應該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它標榜了武士的精神優越性，即信奉先從心理上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的理論，并讓武士將此作為頭等的道德規律。

　　從日本歷史發展來看，日本的武士道興起于藤原氏專權政治時期，當時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逐漸瓦解，征兵制也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而日趨松弛。公元9世紀時，日本征兵制改行“健兒制”，導致了兵役成為貴族的專利，進而使得軍隊素質一落千丈。與此同時，日本各地的莊園正在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而莊園主為了領地和安全，不得不自建保衛組織，先是慢慢分離出一些農民讓之接受訓練，后來就形成了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武士團。

　　日本武士道的發展

　　隨著莊園化的發展，武士的實力也在逐漸加強。到11世紀時期，以莊園為單位的武士團開始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范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這個集團中充斥著極強的宗族觀念，有獨立的首領“物領”，而下屬“庶子”對“物領”絕對服從。戰場上的武勇和“庶子”對主人的獻身精神，形成了“武家習氣”、“弓矢之道”等新的武士道觀念，并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

　　從此武士逐漸作為一個階層發展了起來，而武士興起的年代，正是日本從律令社會轉變為貴族社會的時期，也正是封建制度開始占據優勢的時代。他們的興起，不僅僅是貴族與武士之間爭奪權利的過程，也包含了日本地方新興力量的產生。但是直到德川幕府時期，“武士道”這個名詞才真正以文字的方式出現。

　　自11世紀武士作為一個集團的形式出現后，他們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所信奉的忠信體系，也形成了最初的武士道精神。同時武士在幕藩體制形成、發展過程中都起到過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到了19世紀末，武士所肩負的推翻幕府統治、創建明治新政府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而其龐大的體系和巨大的經濟消費已經成為新政府的沉重負擔，此時也是他們該告別政治舞臺的時候了。

　　據統計，在明治初期，武士占日本總人口的1/16，薩摩藩武士人數更是高達全藩總人口的1/4，而這些武士都是以和大名為衣食父母，通過領取數量不等的秩祿來維系彼此之間的封建主從關系。但是到“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后，基本上廢除了藩主的封建領主性，武士的生計來源被截斷，新政府只好接手承擔這一龐大武士階層的衣食包袱——秩祿。

　　日本武士道的沒落

　　隨著武士階層的消逝，武士道精神看似也逐漸遠離了當代的日本人，但是武士道其實已經深入了日本人的靈魂，成為日本人思維方式的一部分，至今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夠從武士道中找到久遠的根源或較為可靠的解釋。

　　日本很聰明地保留了武士道傳統，并把它應用到現代的工作場所，使日本人在和平時期，也能喚起民族主義和犧牲奉獻的武士道精神。事實也表明，現代日本經濟也是一種由國家指導的武士道資本主義，武士道也以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存在和流傳。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民族過分強調武士道精神中的合作性，從而也導致了現代日本人過于注重團隊，忽視個人能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