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fā)起的誘降攻勢，其規(guī)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謂“桐工作”計劃，這次會談，中國方面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領導與策劃下秘密進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當時是日本駐中國派遣軍主管情報及政務的課長，接下來一起看下日本政策是怎樣對蔣介石誘降的?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本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之間的關系撲朔迷離，在公開場合，日本曾把蔣介石罵得狗血淋頭，而背地里卻又把他當成“迷人的伴侶”。

　　抗戰(zhàn)初期，蔣介石喊過一些諸如“犧牲到底，抗戰(zhàn)到底”的漂亮口號，曾幾何時，卻又與日本眉來眼去，勾勾搭搭，還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當，深得敵寇的嘉許，究其原因，是日寇對蔣介石集團采取了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的兩手策略，迫使蔣經(jīng)常首鼠兩端。

　　抗戰(zhàn)時期，在降日、賣國的問題上，蔣介石與汪精衛(wèi)有著根本的區(qū)別，他最終沒有投到日寇的懷抱里，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本政府對蔣介石集團誘降、日蔣相互勾結的內幕以及誘降未遂之原因卻又鮮為人知。

　　縱觀抗戰(zhàn)八年，日本政府對蔣介石集團的誘降，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抗戰(zhàn)爆發(fā)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日本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對蔣介石集團的基本方針是以武力威壓為主、政治誘降為輔。在此階段，侵華日軍的瘋狂進攻迫使國民政府對日作戰(zhàn)比較努力，也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zhàn)爭的高潮，一時出現(xiàn)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盤是速戰(zhàn)速決，但是，由于“中國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處受阻，日本政府預感到侵華戰(zhàn)爭將要曠日持久，拖下去對其十分不利，遂決定在進行軍事打擊的同時，通過外交途徑，引誘蔣介石集團投降，并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蔣介石遞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其綱要是：“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締結日華防共協(xié)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貿(mào)易、自由飛行。”上述條件，蔣介石認為除承認偽滿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蔣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顧祝同等黨政軍首腦開會，全體一致認為，只要不再有其他條件，原則上同意以此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但是，就在誘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時候，情況發(fā)生了變故，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強硬派氣焰十分囂張，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條件：對偽滿由“事實上承認”變?yōu)椤罢匠姓J”;擴大華北、內蒙古與華中的非武裝地帶;承認內蒙古自治與華北特殊政權并保證駐兵;必要的賠償，同時還勒令限期答復，否則將對中國采取“斷然措施”。

　　對上述條件，國民黨政府不敢貿(mào)然答復，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轉告日方，要求對每一條款作出具體說明，待仔細研究后才能作出確切決定，日本政府很不滿意，近衛(wèi)內閣于1月16日發(fā)表第一次對華聲明，明確宣布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決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權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調停”宣告失敗，中日雙方召回大使，兩國斷絕外交關系。

　　第二階段：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中日戰(zhàn)爭已轉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日本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即“從武力第一轉變?yōu)橹匾曊尾呗浴薄?/p>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相繼攻占了廣州、武漢，隨著占領地域擴大，守備兵力增加，帶來了作戰(zhàn)兵力的不足，日軍已無力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會戰(zhàn)了，為了盡早結束戰(zhàn)爭，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強對國民黨政府誘降，即“誘導重慶政府放棄它的抗戰(zhàn)主義而轉向全面的和平主義”，面對日本政府的新一輪誘降攻勢，蔣介石在考慮如何應對之時，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和行政院長的汪精衛(wèi)卻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慶，投到日寇的懷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偽政權。

　　對此，蔣介石雖然十分惱怒，但在行動上卻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斷尋求“和平”的機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間，日、蔣接觸、會談極為頻繁，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那時，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間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較優(yōu)惠的條件”。

　　日本發(fā)起的誘降攻勢，其規(guī)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謂“桐工作”計劃，這次會談，中國方面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領導與策劃下秘密進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當時是日本駐中國派遣軍主管情報及政務的課長，中方首席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日、蔣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門舉行了15次會談，形成了“意見書”，并整理了“備忘錄”，其要點是：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為原則，日本對中國尊重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zhàn)同時發(fā)表聲明;日華兩國締結防共協(xié)定……;日本于恢復和平之同時，盡可能迅速撤兵等。

　　因為上述要點，與中國代表的“和平意見”大同小異，其精神實質基本吻合，所以蔣介石比較滿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議舉行由坂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wèi)三人出席的最高級會談，會談場所在上海、香港、澳門任選一處，6月22日，中方答復原則同意最高級會談，但會談地點堅持在長沙，日方很快作出反應，同意選址長沙，但要對方寫出書面保證，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

　　由于蔣介石“怕會談如果不成功會被日軍所暴露”，授人以柄，對己不利，所以拒絕寫出書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擔心安全無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為日、蔣、汪三方會談的事走漏了風聲，使蔣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責難，有人甚至強硬地主張要公開發(fā)表相互勾結的信件，使蔣十分害怕，鑒于上述諸種原因，使日、蔣雙方歷時十多個月的會談告一段落，又一次只開花而未結果。

　　第三階段：從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東條英機內閣垮臺

　　此階段的特點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戰(zhàn)爭，企圖從中國戰(zhàn)場抽調其主力用于對美、英作戰(zhàn)，因而對國民黨政權加緊了誘降活動，但卻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為了推行“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以華制華”的方針，對蔣介石集團軟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緊誘降活動，企圖充分利用太平洋戰(zhàn)爭初期日軍作戰(zhàn)順利的形勢，對重慶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壓力，逼迫其就范。

　　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慶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運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利用作戰(zhàn)的成果，乘機促使重慶政權屈服”，“當重慶方面發(fā)生動搖時，及時把諜報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誘降工作上去”。

　　鑒于日軍在太平洋戰(zhàn)爭初期暫時獲勝的情況，蔣介石的思想確實“發(fā)生動搖”，擔心美、英、蘇三國萬一都被打敗了，后果不堪設想，因此不愿意與日本斷絕聯(lián)系，于是，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方面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提出：“中國對日作戰(zhàn)犧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國便單獨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親信打入汪偽組織，或者收買汪偽政權的要人，通過他們與日本發(fā)生聯(lián)系，暗中取得諒解，對此，蔣介石稱之為“三面政策”。

　　日本政府也很體諒重慶政權的“苦衷”，一方面與其達成默契，另一方面指使汪偽政權與重慶政權勾結，鼓吹蔣汪合流。

　　1942年底，日軍在瓜達卡納爾島遭到失敗，敲響了日寇走向末日的喪鐘，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寬條件，向蔣介石集團拋出如下誘餌：“如果全面和平實現(xiàn)，日本不僅撤退在華全部軍隊，而且還要放棄辛丑條約所規(guī)定的駐兵權”。

　　由于蔣介石慣于騎抗日、親日的“兩頭馬”;加之又害怕此舉得罪美國，導致美援泡湯，所以遲遲不同日本達成“和談”協(xié)定，對此，日軍統(tǒng)帥部甚為惱火，遂于1944年5月發(fā)動了豫湘桂戰(zhàn)役，此役使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蔣介石政權處境十分不妙，連美國人對蔣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頭。

　　但是，就在蔣介石內外交困的時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滅了蔣介石政權只會使中國的權力均勢對共產(chǎn)黨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產(chǎn)黨當成比重慶更大的敵人的。”

　　因此，日、蔣之間很快又達成了一項協(xié)議：只要重慶在其他地區(qū)不抗擊日軍，則日軍保證蔣介石轄區(qū)為“不受侵犯的安全區(qū)”，從此，重慶政權在抗日問題上，便走上由“看戰(zhàn)”、“觀戰(zhàn)”。

　　第四階段：從1944年7月小磯國昭組閣到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日本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國家命運陷入垂危，已是氣息奄奄了，但是，日寇為了垂死掙扎，急于尋求與重慶政權“和談”成功，以全力應付美、英的強大反攻。

　　小磯組閣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蔣“和談”的重要性，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戰(zhàn)爭指導會議決定通過汪偽政權對重慶政權進行再次誘降。

　　日本的條件是：“全國和平后”，“同意蔣介石返南京，建立統(tǒng)一政府”;廢除日、汪簽訂的《日華同盟條約》;“不干涉中國的一切內政問題”;“如果在中國的美、英軍隊撤退，帝國也撤退全部軍隊”;“滿洲國不改變現(xiàn)狀”，但“把香港讓給中國”等。

　　10月初，汪偽政權的考試院長繆斌訪問時任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的今井武夫，自稱受重慶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華和平談判，請對方作好安排，一切準備就緒以后繆斌飛往東京談判，繆提出的條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慶政府還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戰(zhàn)撤兵等。

　　但是，當小磯召開最高戰(zhàn)爭指導會議討論上述條件時，遭到了陸軍、海軍、外務等大臣及統(tǒng)帥部的反對，使談判歸于流產(chǎn)，不久，小磯內閣亦被迫總辭職。

　　1945年4月，沖繩失陷，日本舉國驚恐，繼小磯后任首相的鈴木內閣，對汪偽政權誘降重慶工作無明顯成效甚為不滿，決定繞過汪偽政權，“以異常堅定的決心斷然進行對重慶工作以求實現(xiàn)停戰(zhàn)”，經(jīng)過一番活動，6月，國民黨第10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兼第15集團軍司令官何柱國邀請今井武夫到河南會談，當今井到達河南新集站時，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極為友好的氣氛中”會談。

　　新集站會談結束后一個多月，日本即宣布無條件投降。

　　日本歷史學家臼井對此作出評論：與其說那是一次勝利者與戰(zhàn)敗者之間的會談，還不如說是為了合作對付共同敵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兩個朋友之間的會談，這是對日、蔣勾結的又一幅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