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開始，御史專門作為監察性質的官職，負責監察朝廷、諸侯官吏一直延續到清朝。那么唐代的御史制度怎么樣的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唐代的御史制度，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唐代的御史制度：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唯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種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漢代的監察權由副丞相承擔，其監察范圍由中央到地方。唐代的監察權從相權中獨立出來，范圍只涉及地方。雖然如此，其制約皇權、督查百官的權力制約思想沒有變，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的現實政治土壤也沒有變。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源遠流長，主要有御史制度和諫官制度構成，其中御史制度是其主干內容。御史制度發源于秦漢，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影響至現代。

　　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裁并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時政治清明。在唐太宗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大大下降;尤為可貴的是，唐太宗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遏制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監察制度來預防貪腐。

　　唐玄宗年間，唐朝進入了鼎盛時期，當時的監察制度也得到空前發展。御史臺發展出殿院、臺院、察院。御史臺長官御史大夫，其職責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臺院設侍御史6人，職掌是糾舉百察，推鞫獄訟、入閣承詔、推薦、彈劾等事。具體職能為：“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殿院設殿中侍御史9人，其監察對象主要是殿廷之內百官的活動，以維護朝廷禮儀秩序。察院設監察御史15人，職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縣。其具體職責及分工為：第一，以六條巡按州縣;諸道之屯田、鑄錢事宜則審功糾過;嶺南及黔州府選補，派員監察其得失。第二，派員監察太倉、左藏庫出納，后改為殿中侍御史之責;與中書舍人、金吾監決囚徒。第三，派員監察京都忌齋，祀祠廟亭，有不修不敬者則劾之;百官朝射、宴會有不修禮儀者則糾之，朝廷有不肅者也糾之。第四，尚書省有會議派員監其過謬，又派員監察尚書省六部。第五，檢校兩京館驛，稱館驛使。第六，以監察御史監軍，稱監軍使。由此可見，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經非常完備。首先是組織系統完備，御史臺完全獨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機構，可以對中央和地方的百官進行監察。其次是監察機構法定化，御史臺和三院的運行依據是《唐六典》，該法詳細規定了御史臺的員額、品級、權限及其與其他機關的關系。同時集傳統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議》成為御史履行職責、糾察犯罪、彈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據，使御史彈劾過程有法可依。在監察御史外出巡察時，唐代也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巡視法規，即《巡察六條》。唐六條比漢六條、隋六條的范圍還要廣泛。唐初，監察御史仍按漢代《六條問事》進行糾彈。武則天時尚書侍郎韋方質奉旨修訂監察州縣的四十八法，實行十年后，以其繁瑣難以執行而中止。唐玄宗開元年間，增改全國為十五個監察區，并將唐中宗時期察郡的六條定例發展為《六察法》，具體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監察御史以此六條巡察全國州縣，遇有非法行為，便予以糾察。

　　縱觀唐代御史彈劾事件，我們可以發現唐代御史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不避權貴。唐初曾經在數次戰斗危險中保護過李世民性命的左衛丘行恭就因“與兄爭葬母”被御史彈劾受到“除名”處分;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征、溫彥博、李靖也因“軍令無法”被御史彈劾;高宗時期曾擔任中書令的褚遂良則因“賤買土地”被彈劾;武則天時期內寵張易之、張昌宗則因“贓賂、謀為不軌”等事被御史中丞宋璟等人彈劾下獄處置;玄宗時期，京兆尹崔日知因“坐贓”被御史李如璧彈劾貶職;奸相李林甫也因“受贓及黨爭”被御史彈劾停相職。唐中后期憲宗年間，元稹出使東川，彈劾已故節度使嚴礪“擅增賦斂”，盡管此時嚴礪去世多年，但其下屬判官3人、刺史12人均被連同彈劾而受處罰。

　　二是依法彈劾。盡管有些彈劾案件涉及朋黨之爭，但大量的彈劾案件是因官員違反法律典章和道德禮制而引起的。如唐太宗時期刺史張長貴因“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被彈劾;因“受賄、坐贓、擅自征賦、擅用公錢”的案件在唐代歷史上有記載的就達到30多起，無論是中央朝官還是地方官員都曾因此而被御史彈劾并受到處罰。

　　三是關心民瘼。唐高宗曾因陵寢建造規模過小而令司農卿韋機擴建，韋機為投皇帝所好乘機擴大建造范圍和品級，將陵寢建得豪華壯麗;此事為時任侍御史狄仁杰彈劾，最后韋機被處以“免官”處分。高宗時期的梁州都督蔣王惲則因“奢侈擾民”被御史彈劾。睿宗時期，衛尉卿尉遲寶琳因“占人為妾”被侍御史劉藏器彈劾。憲宗時期，為了進一步強化監察御史職能，皇帝下詔要求巡察地方的監察御史要重點關注地方長官的政風、百姓疾苦、水旱災害等情況;對這些情況，監察御史要及時向皇帝匯報。由此可見，唐代有些優秀的御史忠于職守，有關心民瘼的良知，也有敢于挺身的勇氣。

　　唐代的御史制度組織完備、分工清晰、職責明確，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精華，對后世影響深遠。御史制度是作為一套自上而下監察百官、整頓吏治的政治制度，其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帝，所以御史很難對皇權構成實質性制約。這是傳統政治中皇權專制的嚴重缺陷。但是御史制度的存在，加上諫官制度、史官制度和“罪己詔”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權的專橫，表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性和穩定性。因此，在皇權專制的年代，御史制度的存在平衡了皇權與相權、中央與地方、行政與監察之間的關系，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失的一環。此外，御史制度在制約官員的恣意與專橫方面成效顯著。一般而言，御史必須具備清廉、公正、謹慎、勤敏等基本素養，所以一代清官包拯曾言：“蓋朝廷紀綱之地，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為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故而立心正直的御史是貪腐妄為官員的克星，對于澄清吏治起到了關鍵作用。所以從權力制約的角度上看，作為監察官員的御史對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員及司法官員而言，都是一種有形的權力制約因素，保障了政權在朝廷綱紀和律令法典范圍內正常運行。盡管御史制度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在當時的歷史時代，它對維護唐代的統治秩序、凈化官場風氣、維護小民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唐后期權臣當道、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惡劣政治環境中，也有御史敢于挺身而出，表明御史制度在唐朝300多年的歷史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