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哲學;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產生、發展、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取得勝利的哲學發展階段。下面是小編帶給大家的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近代初期的哲學

　　鴉片戰爭時期，以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一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活躍于思想界。他們以所謂“三世”變易觀(見三世說)為理論依據，針砭時弊，要求改革。魏源等人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農民革命思想家洪秀全、'" class=link>;洪仁等人從西方____那里吸取了“上帝”觀念和“平等”思想，借以宣傳農民的革命要求。這雖然在宇宙觀方面是宗教唯心主義的，但他們明確提出，要以革命的方式變革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在地上建立農民的“天國”。太平天國革命以后，從舊的封建士大夫營壘里分化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盡管他們在哲學上仍然墨守“道”不能變的陳腐觀點，但他們提倡西學，主張變革，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產生作了準備。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近代資產階級哲學

　　19世紀末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最早在中國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他們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等人進一步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推向前進。中國資產階級哲學從產生時起，便緊扣住“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政治主題。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以西方進化論思想為理論武器，論證國家的獨立、自強和發展。他們對進化論進行取舍、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哲學獨特的進化觀。

　　康有為首先在自然觀方面接受了進化論。他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就開始向學生們講授人類進化的知識。他的主要創造，是把進化論運用于人類社會，借公羊三世說的“微言大義”，表述了進化的社會歷史觀，即社會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循序前進。譚嗣同也積極宣傳“日新”的進化觀點。他認為“地球之運，自苦向甘”，人類社會沿著“逆三世”、“順三世”的軌道向前進化發展。他在《仁學》中抨擊封建倫常名教是“據亂世之法”，指出變法維新首先必須變革三綱五常。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了著名論文《原強》，介紹了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觀點。1898年他又譯述了T.H.赫胥黎的《天演論》，并在其中加了許多按語，結合中國的實際需要，積極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界一樣，也有生存競爭;中國人必須奮發圖強。他認為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發展的，“世道必進，后勝于今”。他主張中國必須改革，走西方國家的道路。在按語中，他還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反對了宗教神學的創世說。但是，康有為、嚴復等人的社會歷史進化觀，都主張和平漸變，反對革命突變。

　　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變》、《菌說》等文中，闡述了生物進化的自然觀。他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進化的巨大影響，認為惡劣的環境會導致人類智力的退化;他十分重視“合群”的作用，認為人們只有團結一致，才有力量同命運抗爭，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后來，隨著他在政治上從追隨改良轉變為擁護革命，他的進化觀也有了重大的發展。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強調必須通過流血革命促進社會進化，批判了康有為的和平漸變論。

　　孫中山十分推崇達爾文進化論，認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的出現，使“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于進化矣”。他把進化觀系統化，提出整個宇宙的進化分為無生命物質進化、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進化三個時期，并著重論述了人類社會的進化。他說，人類社會的進化，經過了“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現在已到了“民權時代”。他把進化同革命聯系起來，認為在社會的進化中，革命的突變是不可避免的，指出改良派的和平漸變、不能躐等的論調是“反夫進化之公理”。

　　中國近代思想家對于認識論問題也比較注重。嚴復介紹了西方近代的唯物主義經驗論，主張認識必須從客觀事物出發，“即物實測”。他運用這種唯物主義經驗論批評中國舊學“無實”，說它不是從經驗事實出發，而是從古書成訓的教條出發，背離了事物的規律。他批評陸王心學是“向壁虛造”、“強物就我”。章太炎承認人們通過感官從客觀事物取得的感性認識，同時更注重理性認識，但有貶低習行和感性認識的傾向。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學說，認為理論的建設和知識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也是十分艱巨困難的事，但行是知的開端，先有行然后才能有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傳入，打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界，使他們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自然和社會。許多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將生物進化論、天文學、天體力學、物理學，尤其是關于電、磁、熱、光等學說引入自己的思想體系，用來闡明自己的宇宙觀。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對宇宙天體的形態和運動規律都作了比較準確的描述，認識到恒星、行星和星系之間的關系，并通過理論概括，得出關于宇宙無限的概念，肯定了宇宙間無始無終的變化運動。譚嗣同關于“以太”的物質性方面的論述，嚴復關于宇宙“質力相推”的見解，章太炎對生命現象的解釋，孫中山關于無機物與有機物相互轉化的認識等，都具有唯物論傾向。

　　但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往往不能把他們與自然科學相聯系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貫徹到底。嚴復雖然具有唯物論的自然觀，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上，他認為物質是獨立于人的意識的存在，是人們感覺經驗的來源。但當問題引申到認識論領域時，他就認為人們認識的只是經驗中的現象，至于現象的本質則是不可知的。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多是夸大精神的作用，在宇宙觀上陷入唯心主義。如康有為以精神性的 “元”、“仁”作為世界的本原;譚嗣同也認為“仁為天地萬物之源”。他們之所以夸張人的思想和主觀能動性，是因為他們在改造社會的實踐中，飽經挫折和失敗，從而認識到：舊事物具有強大的力量，新生事物要戰勝它們，就得有堅強的意志，就要努力以赴。中國近代哲學史表明，不少思想家受佛學影響較深，譚嗣同的仁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經他改造過的佛學思想。章太炎在1906年被捕入獄后，開始學佛，并想建立一種新宗教以激勵人心。他最終把變革現實的希望寄托在“心力”上。

　　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相繼失敗后，進步的人們繼續探索前進的道路。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出版，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它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主張在中國實行“立憲共和制”，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專制制度，以科學精神、科學態度批判封建主義的盲從、獨斷和迷信。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看來，變革制度和思想革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新文化運動批判老教條、老八股，提倡新文學、新道德，主張婚姻自由、個性解放等等,都是促使人們思想解放的積極因素，為“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了思想準備。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哲學

　　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五四” 運動前后， 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激進民主主義者意識到進化論不能科學地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開始從進化論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撰寫了相當數量的宣傳唯物史觀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開始陸續被翻譯成中文。與此同時，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各種流派的哲學，如A.孔德和H.斯賓塞的實證主義，A.叔本華和F.W.尼采的唯意志論，F.A.朗格和O.李普曼的新康德主義，F.H.布拉德雷和J.羅伊斯等人的新黑格爾主義，E.馬赫和R.阿芬那留斯的馬赫主義，W.詹姆斯和J.杜威的實用主義以及新實在論、柏格森主義等等，也都被介紹進來。這個期間，杜威、B.A.W.羅素、H.A.E.杜里舒(1867～1941)等還先后來中國講學，宣傳他們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在中國展開了論戰。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胡適在“五四”運動時期大力宣傳實用主義，一方面，他從實用主義出發，提出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主張“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歷史的態度”和“拿證據來”等等，反對封建主義的盲從和獨斷，這對當時的思想解放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實用主義對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認為“主義”只是臆想的產物，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改良，不可能根本解決，以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樣便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批評胡適的觀點，指出：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是指舊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筑的徹底改造，這種改造不能自發地完成，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指導下才能成功。文中強調發動群眾起來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李大釗還在一系列文章中宣傳歷史唯物論，并試圖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基礎變化與上層建筑變化的相互關系。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中西文化”的論爭

　　1920年由于梁漱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及其他論著，宣傳佛教唯識宗哲學和宋明理學，以維護所謂“東方文化”，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并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從而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論爭。胡適等人批評了東方文化論者盲目排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維護封建文化的錯誤。陳獨秀、瞿秋白等針對梁漱溟以“意欲”為世界本原的唯心論觀點，指出精神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生活而獨存;精神的力量可以影響它的物質基礎，但最根本的力量還是物質的生產關系。瞿秋白還說，梁漱溟所謂“東方文化”，其實就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舊文化，它已處于崩潰狀態，成為東方民族社會進步的障礙。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1923年思想界開展了“科學與玄學”亦稱“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一方是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張君勱認為，世界上許多事物都有自然法則，但人生觀問題卻無科學公例可循。進而，否認科學對人生的價值，否認社會歷史有客觀規律，宣揚“意志萬能”。科學派在自然科學范圍內宣傳了一些科學思想，有反封建思想的作用。但科學派丁文江是實證主義者，認為感覺是最真實可靠的存在，物質本身是什么，不得而知，應該存疑，自稱是“存疑的唯心論”。

　　中國共產黨人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對論戰中反映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給予駁斥。陳獨秀指出，玄學派的“自由意志論”，固然是唯心主義的謬論，而自稱“存疑唯心論”或心物二元論的“科學派”，也沒有對人生觀問題作出科學的解釋。瞿秋白批判“玄學派”否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謬論，指出：盡管人類社會歷史中存在著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但不能因此而否認社會歷史本身的規律。他還論述了必然與自由的關系，說明自由是以對事物必然規律的認識為前提的。

　　在這幾場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取得了勝利20世紀20年代后期，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傳播開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系統地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到1927年，辯證法唯物論的洪流已席卷全國。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論爭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在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下，30年代初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爭論。嚴靈峰、任曙、陶希圣、胡秋原等人提出各種各樣的論調，有的認為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則否認中國古代曾有過奴隸制，也有的說中國從來沒有封建社會，等等。他們力圖說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普遍規律不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王學文、郭沫若、呂振羽等人同這些錯誤論調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王學文等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性質，指出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郭沫若、呂振羽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研究了甲骨文、金文及各種古代文獻，肯定中國古代在原始社會之后，相繼經過了奴隸制、封建制階段。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的社會和歷史的實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張東蓀等人宣揚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葉青則以批判胡適、張東蓀的面目出現，宣揚哲學消滅論，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哲學。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對張東蓀、葉青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科學性和革命性統一的原則。他們指出：“客觀的一切事物，本來是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正是把握了客觀事物的辯證規律，它是不能否定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自己的“獨立的領域和對象”，也是不能任意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