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
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竟與漢武帝的求仙動機有所關聯(lián)?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
張騫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鑿空”以示張騫開拓之功，此后“西北國始通于漢矣”。漢武經(jīng)營西域無疑有“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的軍事用意，通西域的這些動機已成史家定論，但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動機的可能性。因為人的行為動機本身就具有復雜性，有的明晰，有的潛隱。而帝王的動機由于隨時可以上升為國家意志、體現(xiàn)在經(jīng)國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緣飾得冠冕堂皇而變得越發(fā)復雜，但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們?nèi)匀荒軌蛲茢喑鲞@類潛在動機。漢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軍事的考慮，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慮。
首先，漢武帝出生在一個神仙信仰彌漫朝野的環(huán)境中，這是他一生熱衷求仙的社會基礎。神仙之說起于齊燕，“自(齊)威、(齊)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贏洲。”此后神仙之說在秦漢之際發(fā)生了些許變化，彼世的蹈虛色彩漸變?yōu)楝F(xiàn)世的長生期許。秦始皇稱帝后，曾“遣徐市發(fā)童男女數(shù)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陽者以千數(shù)”的熱鬧場面。經(jīng)過齊威、齊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張揚和東方齊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學說蔓延開來。“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shù)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讓人“苦身勞形……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可見其對漢初社會的影響之大。漢初盛行的黃老思想也與神仙學說有著扯不清的關聯(lián)，“黃老起于齊，神仙之說與黃老通”。漢景帝時期，黃老之學儼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課，“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而此時的漢武帝正處于青少年時期。
其次，漢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齊學。而齊學的根底為鄒衍之學，“衍之學蓋陰陽五行家言，齊之儒者多承其緒余。”漢武帝之世，表彰五經(jīng)，外攘四夷，內(nèi)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漢武帝“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性格。基于這種性格漢武帝一直對祥瑞、符驗、占卜、巫蠱很感興趣，這在《孝武帝本紀》《封禪書》《龜策列傳》中有大量記載。對待生死，漢武帝一直缺少達觀的態(tài)度，渴望長生的動機伴其一生。為此漢武帝曾張揚祭祀，據(jù)《漢書·郊祀志》載，漢武帝祭祀的次數(shù)和規(guī)模遠遠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漢帝。少翁、欒大、公孫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漢武帝的恩寵。谷永在《諫成帝微行》中有這樣的描述：“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nèi)。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數(shù)者以萬數(shù)。”
漢武帝渴望長生，企慕仙人的動機甚至影響到當時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禪。錢穆先生認為：“武帝封禪最大動機，實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說而起也。”其二是年號的設立。年號創(chuàng)始于“獲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后來定這一年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過去的18年劃分為三等份，分別名曰“建元”、“元光”、“元朔”。“獲麟”之后的第七個年頭，在汾陰又掘得一個大鼎，遂改元為“元鼎”。獲麟、得鼎，漢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顧，故有改元之舉。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漢初一直沿用秦之《顓項歷》，元封七年(前104)，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上書改正朔，漢武帝企慕“黃帝合而不死”的傳聞，改元“太初”，以建寅月為歲首，服色黃，《太初歷》由此產(chǎn)生。如呂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則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蓋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終武帝世，方士之所費，蓋十倍于秦始皇。”在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隱藏著漢武帝的求仙動機，溝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種可能性。
在漢武帝以前，求仙的場所多發(fā)生在海上，目的是東海的仙山，齊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漢武帝又把求仙領域擴展到內(nèi)陸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跡“遍于五岳、四瀆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躋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尋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領域變得越發(fā)緊迫，而有關昆侖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嘗試。昆侖山信仰在戰(zhàn)國之際已經(jīng)同東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據(jù)聞一多、顧頡剛兩位先生的考證，昆侖神仙信仰甚至早于東海齊燕神仙信仰。昆侖山上的黃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長生久視，“是由于食玉膏，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露”。但漢人對西方昆侖山的詳細情況所知甚少。《莊子·天地篇》有“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的零星記載;賈誼在《新書，修政》中也曾提及堯帝身涉流沙，經(jīng)昆侖山到蔥嶺以西會見西王母;《山海經(jīng)》中的《西山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中也有一些昆侖山的描述，但也僅僅止于此而已。張騫出使西域為漢武帝帶來了新的希望。
張騫出使西域：
漢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武帝欲聯(lián)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約公元前138年)出隴西，經(jīng)匈奴，被俘。后逃脫，西行至大宛，經(jīng)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fā)現(xiàn)，但仍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內(nèi)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后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于諸國。張騫對開辟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有卓越貢獻，至今舉世稱道。
漢通西域，雖然起初是出于軍事目的，但西域開通以后，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范圍。從西漢的敦煌，出玉門關，進入新疆，再從新疆連接中亞細亞的一條橫貫東西的通道，再次暢通無阻。這條通道，就是后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把西漢同中亞許多國家聯(lián)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國歷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稱邊疆少數(shù)民族為“夷”，所以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漢夷之間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等十幾種植物，逐漸在中原栽培。龜茲的樂曲和胡琴等樂器，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漢軍在鄯善、車師等地屯田時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術，習稱“坎兒井”，在當?shù)刂饾u推廣。此外，大宛的汗血馬在漢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時大宛以西到安息國都不產(chǎn)絲，也不懂得鑄鐵器，后來漢的使臣和散兵把這些技術傳了過去。中國蠶絲和冶鐵術的西進，對促進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貢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