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考試并不“八股” ，張之洞殿試頻出吐槽，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關于清朝科舉考試的趣聞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關于清朝科舉考試的趣聞：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的“高考”科舉考試中，所考的內容大都以八股文為主。在位于休寧縣中國狀元博物館內，珍藏著多份古代科舉考試時的試卷。從試卷的內容來看，考生的文章并非傳說中思想僵化的八股文，考試的文章談古論今，無所不包，甚至有的考生觀點新銳犀利：光緒六年休寧籍狀元黃思永在殿試文章中，大談促使官吏清廉可借鑒漢代制度;清末名臣張之洞在殿試時，發(fā)牢騷式地“吐槽”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弊端……

　　狀元試卷上對官吏廉潔大加評論

　　在位于休寧縣的中國狀元博物館內，記者見到了這份珍貴的狀元殿試試卷。這份試卷長約1米，寬20厘米，卷面有些殘破，背面用宣紙托裱，用小楷毛筆字書寫，是光緒六年休寧籍狀元黃思永參加殿試時作答的試卷的草稿原件。

　　據(jù)休寧縣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這份試卷時北京大學教授程道德先生捐贈給中國狀元博物館的。此前屬于皇家秘檔，但清末從皇宮內流落到民間，后被程道德教授所收藏，程道德教授收得此試卷時，試卷早已殘破不堪，故宮博物院的專家鑒定認定為當年殿試時黃思永的殿試草稿卷，并進行了修復。2006年，程教授將這一珍貴的文物捐贈給中國狀元博物館。

　　在這份試卷中，我們可以看到，黃思永文章的議論中心是如何考察選拔官員，確保官員廉潔奉公。黃思永在試卷中首先論述了歷代用帝王的恩德、程朱理學的教化來教育官員廉潔的重要性，然后再提到這些道德的感化并不能使所有官員保持廉潔，對于官員要建立一套嚴密的考察任用制度，用制度來約束官員的行為。甚至他在試卷中對漢代考察官員的方式津津樂道：“唯漢代考察之法最為精密，漢以六條查兩千石，如田宅逾制牟利漁侵諸禁是也……”

　　八股文只占考試很小一部分

　　休寧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汪順生告訴記者，從這份清代狀元的殿試試卷的內容來看，根本找不到八股文的影子。因為明清時科舉考試并非考的都是八股文，八股文只是考試的一部分。科舉考試分為鄉(xiāng)試、會試、殿試等等級，除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之外，其余考試都要考三場，每場三天，一共九天時間。第一場是考八股文，是從四書五經里邊選擇材料來出題;第二場考的是官場應用文，包括上下往來的公文和案件的司法判文;第三場考策問，類似于現(xiàn)代的議論文，題目會涉及到很具體的國計民生問題，要求考生給出對策和辦法。

　　考生們從鄉(xiāng)試、會試一路走來，優(yōu)勝者最終會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而殿試明清兩代只考一天，以“熱點話題”為題，進行議論，就像現(xiàn)今寫作議論文。

　　而這位在文章中顯示出宏才大略的狀元郎，最終卻沒能在官場上一展宏圖。汪順生告訴記者，黃思永在獲得狀元的身份后，先后任翰林院修纂、軍機處章京等小官職，此后又成為一名官商，反而在商場上一帆風順。他曾開辦過天津北洋煙草公司、北京愛國煙廠等實業(yè)，后又在清政府商部任職，辛亥革命以后卒于上海。

　　參加科舉考試考生要被“查三代”

　　在休寧縣的中國狀元博物館內，還珍藏著一份同為程道德教授捐贈的、清末名臣張之洞的殿試試卷。

　　在試卷的開頭張之洞寫道：“臣張之洞二十六歲，直隸天津府南皮縣人，由附生應咸豐二年順天鄉(xiāng)試中式，由舉人覺羅官學教習。應同治二年會試中式，恭應殿試，恩科會試中式一百四十一名貢士，保和殿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一等第三名，賜進士及第。謹將三代腳色開具于后：曾祖怡熊士故仕，祖廷琛士故仕，父锳士故仕。”試卷前，還欽命閱卷大臣的名單，文淵閣大學士，還有六部尚書的名單。

　　試卷祖上三代的身份標明清楚，汪順生介紹，祖上三代如有四類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即“戴罪之人、為奴之人、為娼之人、為戲子之人”。而這張考卷中，張之洞將祖父、父親亡故寫明，也是因為他此前因為父親的去世，失去了參加此后會試、殿試的資格。汪順生介紹，早在11年前的咸豐年間，張之洞就已在鄉(xiāng)試里中了舉人。但他的父親去世，他需要返鄉(xiāng)為父親守孝，無法參加考試。而守孝結束后，兩次會試卻由他的族兄張之萬擔任主考官的影響，張之洞需要回避，又無法參加考試。

　　張之洞試卷中盡顯“憤青”本色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張之洞以舉人的身份擔任了11年小官。同治二年，26歲的張之洞終于在會試中取得了141名、保和殿覆試一甲第一名的成績，有了參加殿試的資格。但因為有11年時間因科舉考試制度的限制被無法“進步”，他在殿試時，就像一個“憤青”一樣，將長期淤積在心里對科舉考試的牢騷，發(fā)泄在試卷的文字之間。

　　他的試卷文章的題目為《得賢才所以治天下，而總論資格科目之得失》。文章中盡是直指科舉時弊的言語：“今日人才之乏，資格太拘，科目太隘……”他甚至建議“多其途，優(yōu)其用，嚴其限，重其不舉之罰，以利人才”，這樣才能讓人才“奮迅鱗集京師”。張之洞甚至引用雍正皇帝任用非科舉出身的李衛(wèi)、田文鏡等人的例子，來說明不經過科舉依舊能夠選拔到優(yōu)秀人才：“世宗憲皇帝時所用李衛(wèi)、田文鏡輩，雖不免駮雜，而皆立功。”最終，張之洞下了結論：“誠以文法之中，必不足以得非常之士。”

　　張之洞在參加最高級別的科舉考試之時，居然在文章中大談科舉考試的弊端，很可能會得到“零分試卷”的可能。最終在閱卷時，張之洞的文筆精彩沒有名次靠后，但他的觀點是如此犀利，主考官們只給了他二甲第一名的名次。但慈禧太后卻看到了這份試卷，覺得他是一位可用之才，破例將張之洞的名次向前提升了一位，讓他成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張之洞才幸運地走進了紫禁城。

　　也許是歷史開了一個玩笑，而這位隨后叱咤風云的晚清名臣，在上世紀初極力上書廢除科舉制度，最終讓這個始于隋代的人才選拔制度壽終正寢。這也算是張之洞在當年殿試試卷中所抒發(fā)對科舉制度不滿觀點的一個實踐

　　科舉考試簡介：

　　科舉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具有分科考試，取士權歸于中央所有，允許自由報考(即"懷牒譜自薦于州縣"，與察舉制的"他薦"相區(qū)別)和主要以成績定取舍三個顯著的特點。科舉制從隋朝大業(yè)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年。科舉是中國官制史上的巨大進步趙鐵信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于漢朝，創(chuàng)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歷經唐、宋、元、明、清。根據(jù)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yè)元年(6O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國內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的官制史上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巨大進步，也有人認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曾采用過各種方式，建立過各種官吏制度選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均為血緣世襲關系，難以得其優(yōu)秀人才，其結果是“龍生龍，鳳生風”老百姓的兒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漢朝的“察舉”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襲制，由州、郡地方長官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詔選任官吏，這自然是一個進步。但仍是地方長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選官大權的官僚們注重門第，官官相護，朋比為奸，徇私舞弊，出現(xiàn)的嚴重問題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出身底層的好人才還是不能被選拔上來。魏晉南北朝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選派有聲望的官員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評一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將其所管轄的地區(qū)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薦給朝廷，任用官職。這在當時多少改變了州、郡地方長官隨意左右，為所欲為，受賄營私的狀況，到是選拔出了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進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來卻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訪人，唯問中正”，實際上已成為大地主、豪族勢力控制選官的工具。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官品的唯一標準。從而出現(xiàn)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場之外。 從隋朝至明清的科舉制度，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tǒng)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yōu)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的壟斷，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征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yōu)秀人才脫穎而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一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棟梁之才。北宋的呂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將母子二人趕出家門長期居住在一個山洞里過著饑寒生活，他則發(fā)奮讀書而高中狀元，極善理政治國，成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貧，進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為，享有“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譽。

　　南宋狀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過一官.父親只是一個普通讀書人，一家人長期身居低層，他入仕后，丹心報國，壯烈就義，成為千古傳頌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間的陜西狀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父母都是種田人。王杰在朝為官40余年，身為嘉慶帝師，官居高位，剛正廉潔，一塵不染，伸張正義，最恨邪惡。嘉慶皇帝懲辦貪官和紳時，王杰是主審官。王杰是后世公認的乾、嘉兩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還鄉(xiāng)，嘉慶皇帝對他的稱贊是：“直道一身立廟廊，兩袖清風返寒城”。倘若沒有科舉制度，這些布衣草民們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龍門，身居高位的，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shù)百萬名舉人。隋唐以后，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都有過科舉生涯，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是極少數(shù)。

　　科舉產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眾多有杰出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學者、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孫伏伽、王維、張九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顏真卿、柳公權、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朱熹、包拯、寇準、張九成、張孝祥，明代的楊慎、康海、湯顯祖、張居正、海瑞、徐光啟，清代的紀曉嵐、劉墉、鄭板橋、翁同和、洪鈞、錢大聽、林則徐、張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狀元、進土和舉人之中，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舉制度幾乎占據(jù)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歷史之長，影響之大，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它對于祖國的統(tǒng)一、社會的穩(wěn)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對于中華文明的傳播和建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進和發(fā)展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我國的科舉制度從宋元以后東漸西傳，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國內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制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響。西方現(xiàn)代的文官選拔制度、我國現(xiàn)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選拔制度都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繼承和發(fā)展。因此，孫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fā)明”。它無疑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中國的科舉考試內容到明代以八股文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為僵化模式，特別是到晚清時成為嚴重束縛知識分子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此，吳敬梓才寫出了《儒林外史》這部諷刺科場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會制度行將滅亡之際，發(fā)生了戊戌變法，“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已成為歷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頒布了停止科舉的上諭。從此，1300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結束。 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態(tài)度正確認識中國的科舉制度，給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全集》第20卷401頁)我們應當遵照列寧的教導，把科舉制度放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認為1300年的科舉制度，主流是好的，積極進步作用占其主導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進步作用而掩蓋其晚期的嚴重弊端，也不能因為晚期的嚴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進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