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以儒家主導思想為核心《文心雕龍》中雖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主導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的﹐則是儒家的主導思想。

　　《文心雕龍》是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全書分五十篇，內容豐富，見解卓越，皆“言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統地論述了寫作上的各種問題。

　　《文心雕龍》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并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涂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范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于“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后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以儒家主導思想為核心《文心雕龍》中雖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主導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主導思想綱領及核心的﹐則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真實性﹐卻認為在客觀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這個“道”或“神”是決定客觀世界一切變化的無形的﹑最終的依據。劉勰認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經典的根本原則。“神道設教”語出《易‧觀‧彖》:“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現實中的代理人帝王﹐視作理所當然的最高權威。根據這一見解﹐《文心雕龍》不僅進一步發展了荀子﹑特別是揚雄以來的“原道”﹑“宗經”﹑“徵圣”的觀點﹐并且將它貫穿到《文心雕龍》一書的一切重要方面﹐成為他立論的根本依據﹐給他的理論染上了一層經學色彩而且帶來了許多局限性。例如﹐他認為一切種類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對當時的各種應用文都設有專目論述﹐卻對正在形成的小說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時﹐卻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文學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見解﹐富于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