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稱作體裁)表現內心情感和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明朝文學是怎樣的?

　　明朝文學

　　明朝文學方面，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就是出于明朝。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蒙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

　　萬歷時期，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竟陵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并且乞靈于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明初開國時的文學，劉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詩人高啟所著古詩更是膾炙人口，永樂北遷后，詩文大都趨向文筆工整，詞章藻麗，內容多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為解縉、三楊所提倡，帝王宮廷所支持，稱“臺閣體”。正統時，大儒薛瑄等仍以臺閣體相標榜。但臺閣體大都為應制、應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滿，至弘治時，被稱為擬古派的復古運動遂應運而起。

　　擬古派的明朝文學復古運動前后掀起兩次高潮，時間達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稱為前七子時期，從弘治時開始。代表人物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為首。他們樹起“復古大旗”，“文稱左遷，賦尚屈宋，古詩體尚漢魏，近律則法李杜”，理論上以“文必秦漢，詩比盛唐”相號召。第二次高潮從嘉靖時起，稱為后七子時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而以李、王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擬古人”，王世貞影響更大，天下無不爭效其體。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權貴的，他們在官僚地主中屬于中、小地主階層。在文體上，擬古派反對臺閣體，可以說是一種文學的改革運動，但隨著時間的轉移，他們則成為保守派，阻滯了文學的發展。明中期的文學領域中，從沈周開始，直至正德時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階層的在野派，他們不僅精于詩文，且擅長詩、畫，唐寅才華橫溢，其狂放不羈在封建社會中也是罕見的。他們受商品經濟發展新興市民的階層勃興的影響，企圖擺脫傳統文學框架的束縛，頗有朦朧的個性解放的特點。

　　在嘉靖時極力反對擬古派而又獨來獨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順之、歸有光等人，在四川還有楊慎等。萬歷時，堅決反對擬古派復古運動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壇興起。后兩派都是湖廣的文學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為突出：竟陵派有鐘惺和譚元春。公安派是擬古派的死敵，此派一洗學人追尚擬古派的局面，為文為詩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公安派與李贄、湯顯祖為至友，習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處，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明代的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最著名的為《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和《金瓶梅》。《水滸傳》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創作的，是根據宋元以來有關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話本和雜劇編寫而成。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頌了農民戰爭，同情他們“逼上梁山”的悲憤的遭遇。此書對長期受地主剝削壓迫的農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別是對明末農民起義有深遠的影響。水滸的故事在各地廣泛流傳，有的演為戲文，或從說書人的口中傳播開來。

　　羅貫中根據長期流傳于民間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編寫成的《三國志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根據歷史編成的小說。書中描寫了魏蜀吳三國之間復雜錯綜的軍事和政治斗爭，塑造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

　　吳承恩作的《西游記》通過各種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統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會的丑惡現象，同時歌頌了中國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堅決向一切災害困難和邪惡勢力作斗爭的精神品質。但作者還不能擺脫“佛法無邊”和“輪回”、“報應”等宿命論的思想。

　　署名蘭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刻畫了封建社會中大商人、土豪劣紳家庭的驕奢淫侈生活以及他們勾結地方官僚和最高權貴宦官的罪惡活動。所寫還有世俗的風土人情。但淫穢行為和變態心理的描繪使該書減色不少。

　　明代長篇小說比較著名的還有《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三遂平妖傳》、《禪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話小說《三言兩拍》，即馮夢龍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更為流傳。《三言兩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反對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對男女之間的自由愛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潤澤灘闕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占花魁娘》、《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這些小說后被改編為戲曲，幾百年來，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

　　在明代，雜劇已日益衰落，來自民間的南戲卻不減昔時之盛。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士人的提倡，戲劇已成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動。

　　江南各地的地方戲非常流行，有余姚、海鹽、弋陽諸腔。嘉靖時，昆山樂工魏良輔和劇作家梁辰魚合作創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傳入北京，也成為北京流行的戲曲。傳奇方面，經明初文人的改編潤色，宋元時的南戲《荊釵記》、《拜月記》、《白兔記》、《殺狗記》等，被稱為荊、劉、拜、殺，即明初的四大傳奇。其后，湯顯祖有《還魂記》、《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被稱為“臨川四夢”，以《還魂記》最著名。明朝的傳奇打破傳統規格，情節也更加復雜。湯顯祖是萬歷時期著名的戲劇作家。他反對在傳奇的寫作上過分講求音韻和格律，所創作的劇本也打破了音韻、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結構和思想內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傳奇藝術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記》和周朝俊的《紅梅記》都是僅次于《牡丹亭》的寫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戲劇家李玉所寫的傳奇《一捧雪》和《清忠譜》，直接揭露嚴嵩、嚴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賢的罪惡，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明朝的文學與戲劇在對“情欲”的描寫上是較為開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劇中就充滿許多對少女情懷的正面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