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為何崇拜萬歷皇帝
萬歷皇帝為何成朝鮮最尊敬的外國君主?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朝鮮為何崇拜萬歷皇帝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朝鮮為何崇拜萬歷皇帝：
400多年前，倭國入侵朝鮮，明朝發兵救援，經過前后近七年的戰斗，成功趕走了侵略者。朝鮮半島人稱之為“壬辰倭亂”。
然而對于這段歷史，當代韓國卻在進行著不一樣的解讀，在韓國《不滅的李舜臣》等影視劇中，明軍被刻意塑造為軍紀渙散，燒殺搶掠，而且戰斗力極低的幫倒忙形象。實際上，當代韓國學者普遍認為即便沒有明軍幫忙，朝鮮仍然可以趕走倭軍。
1592年4月，剛剛統一日本的太閣豐臣秀吉，率領16萬倭軍入侵朝鮮。僅僅兩個月后，朝鮮國王李昖就被趕到鴨綠江邊，朝鮮八道盡失。朝軍戰斗力有多低?一位朝鮮大臣奏章稱朝軍“雖有數百之如人形者，自外貌見之已為寒心”，還稱“天將(明軍)譏之曰，’望之若縞羊’。已經走投無路的李昖，遣使向明軍求援。明神宗萬歷隨即以李如松為總兵，發兵30000多人，經過一年多戰斗，擊退倭軍。1597年，倭軍再次侵朝，朝軍不能抵擋，明軍馳援，最高峰時，明軍援軍達8萬人。又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戰斗，倭軍退軍。
前后持續七年的壬辰倭亂，明、朝軍民同仇敵愾，最終取得了勝利。這中間，客觀的說，朝軍也涌現出不少勇將，例如李舜臣，成為朝鮮歷史最大的民族英雄，鳴梁海戰名垂青史，不過整體來講，朝軍戰斗力非常羸弱，以至明、倭兩方都頗為輕視。也因此，明軍對朝鮮官兵、人民有些跋扈，也不排除有少量的搶掠行為，不過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明軍對于這場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時正值張居正改革之后，明朝萬象更新，頗有些中興景象。這一戰明軍死傷數萬人，耗錢耗糧無數，極大消耗了明朝國力。到了大清乾隆年間，朝鮮使臣洪大榮仍然認為，“ 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由此而起(壬辰倭亂)，認為明“由我(朝鮮)而亡”。可見，明朝的滅亡跟援朝是有一定關系的。
當時的朝鮮，并沒有忘記明朝“再造藩邦”的大恩。萬歷成為朝鮮人民最尊敬的外國君主，朝鮮各地塑造了許多萬歷像，還建造了“大報壇”供奉。清滅明后，朝鮮人民仍然不忘大明，自稱是 “神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他們依然使用明朝年號，穿明制官服，祭奠萬歷仍然是“早晚必行之禮”。明朝時，朝鮮始終稱中國為天朝，到清時，則稱清為“北清”“清虜”。雖然迫于強弱形勢，他們不得不臣服清朝，但內心仍追憶明朝。韓國的大報壇。
1686年，朝鮮肅宗說，自古匈奴、蒙元入中華，皆不能久長。今清虜據中國已五十載，天理難知。他認為，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對萬歷仍然感恩戴德，“神宗皇帝于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對于大清，則是“而構于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于今，痛恨可勝言哉”。表現出對復興明室的期待。
朝鮮的期待漸漸成空，滿清屠殺已畢。康熙，乾隆成了新的明君圣主。誰還記得明朝?明軍提督，李如松
現在的韓國，已經選擇性的忘記這段歷史的一部分，他們只記得李舜臣打敗了倭軍，明軍都是畏戰、腐敗的猥瑣形象。
為什么會這樣?一切都源于韓國人那扭曲的用力過猛的民族自尊心。
萬歷皇帝簡介：
明神宗(1563年-1620年)朱翊鈞，漢族，明穆宗第三子。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時方六歲。隆慶六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次年改元萬歷。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萬歷前十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神宗處理政事，更張祖制，社會經濟發展較好。20歲時，張居正逝世，神宗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發動“萬歷三大征”，鞏固了漢家疆土。后期因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而罷朝近30年。在這一時期內，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全國和經濟總量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爭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原因。1620年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謚號為“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歷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神宗的兒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萬歷一朝應當足足是48年，即從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萬歷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們當時建議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為泰昌元年，以紀念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萬歷紀元未滿48年。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0歲以前，是裕王子與隆慶朝皇太子時期。從10歲開始登基到58歲駕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小皇帝時期，他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后，親政時期，他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后期，雖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親自主持萬歷三大征，就是明證。
《明史·神宗本紀》(張廷玉撰經過大清乾隆皇帝審閱過目)：“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歷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圣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鉆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將萬歷皇帝的荒怠，聯系到萬歷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歷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歷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么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么1587年丁亥，即萬歷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并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郁癥的臨床表現。
在《萬歷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