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歷程中，被譽為開創中國近代工商業的代表人物有唐廷樞、徐潤、盛宣懷、席正甫等，但若從開拓經營面的廣泛程度以及具有民族特性等方面來評論，徐潤則堪稱中國近代早期民族工商業最杰出的代表。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近代商業是怎樣的?

　　中國近代商業：19世紀晚期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傳統商業已有發展。但最大宗的商品糧食和土布還都是農民家庭生產，并主要是自給有余的產品。商業網集中城鎮，廣大農村基本上還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商業屬于前資本主義性質，大商人資本集中在鹽、絲綢、茶、木、藥材等行業。

　　新式商業的出現 鴉片戰爭后，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國內市場擴大。這主要是由于洋紗、洋布等商品的輸入而破壞了農民自給自足的經濟，茶、絲等大量出口促進了農村商品生產。不過，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的半個世紀，主要農產品的商品量增長不過半倍，茶、絲也只增長一倍左右。但市場結構已發生變化，各地區貿易中心向通商口岸轉移,機器工業品開始占重要地位,并隨著西方19世紀70年代的技術革新，帶動了國內工業品價格下降。

　　同時，出現了為外國洋行進行購銷活動的新式商業。它們屬于批發商業，分工頗細,在上海有20余個行業,經營進口貨的多稱字號，經營出口貨的稱行棧。其中一部分是由傳統的封建商人轉化而來，如在絲、茶商內部就出現了內外莊口的分化;但大部分是在通商口岸新產生的。新式商業以經營進口紡織品、五金、化工原料等資本較大。它們依附于洋行，甚至有專賣英國貨的西貨字號，專賣美國貨的花旗字號，一般不經營同類的國產商品，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但從他們的資本運用上看，已是資本主義商業了。這種商業利潤較大，積累較快，迅即成為商界巨擘。

　　半殖民地半封建商業網的形成和發展 19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額急劇增長，加以內河輪船的發展和鐵路的興修，國內市場迅速擴大。到20世紀初，一個從通商口岸到窮鄉僻壤的商業網逐漸形成。進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買辦賣給批發字號，再由客幫、轉運商運往內地，轉發農村。出口商品由農村小販、城鎮貨棧集中，經轉運商販往口岸，再由行棧賣給洋行。這就把原有的傳統商業，包括封建性很強的地主商業、行會商業、牙行等也都組織起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業網。

　　中國近代商業：20世紀

　　進入20世紀后，通商口岸的近代工業(包括外商工廠)發展很快。它們的產品也進入這個商業網。棉花、小麥、煙葉等工業原料的貿易也經這個商業網向口岸集中。隨著口岸人口膨脹,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也改變了傳統流通渠道，而以通商口岸為中轉和消費中心。據1936年國內埠際貿易統計，機制工業品已占貿易總額的34%，并以上海等地的生產為主;埠際貿易中大米的40%，藥材的46%都是運到上海。估計1936年埠際貿易總額約達47億元，比19世紀末增長約20倍。

　　商業網擴大，其殖民地性也更加顯著。洋行中出現大托拉斯組織,它們采用地區經銷、包牌經銷等制度,直接深入內地。占工業品交易額90%的棉布、棉紗、卷煙，雖已主要是國內產品,但是為日、英在華工廠所壟斷,它們控制著市場和價格。農產品方面，不僅種目日多的出口貨，主銷國內的棉、麥乃至玉米的價格也受國際市場作用。1910年起，進出口價格剪刀差擴大，導致國內工農業產品比價失控。此后不等價交換加劇,到30年代,東北淪陷，加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農產品價格猛跌，市場混亂。

　　商業資本的變化 20世紀初，隨著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展，新式商業中出現了專營國產商品的經銷商。經過歷次反帝愛國、抵制洋貨運動，過去專營洋貨的經銷商也逐漸擴大國貨經營比重，并出現國貨公司等組織。在進出口方面，1916、1918年開始華商越過洋行自辦茶葉、生絲出口，1919年又有人試行直接向國外辦理進口。由于洋行勢力根深蒂固，這種努力成效不大，但總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壟斷。抗日戰爭前上海進出口商行中，華商占20%，但資力難與外商匹敵。在經營上，開始出現貿易公司組織,并向多種經營和批零兼營發展。中小零售商則趨向專業化。1912～1918年經營“環球百貨”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后在廣州和上海開幕，隨即向各埠發展。1920年上海首見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繼有紗布(見彩圖)、面粉等交易所開市。民族工業發展后，出現工廠自設的發行所、分銷處、外莊、辦莊等，它們也是一種新式商業;20年代它們開始發展聯營，成為一種有力的競銷形式。另一方面，商業資本大量投入工業，有些新工業完全是由商業資本創建的，如西藥商創建藥廠，東洋莊創建橡膠廠，工商關系日益密切。

　　從全國來說，傳統商業仍占很大比重。但它們也不同程度地資本主義化了。在糧行、藥材行、綢緞行中都出現合股公司組織;鹽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變和削弱。唯封建習俗在零售業和集鎮、農村中仍保留著。

　　中國近代商業缺乏完整統計,總計約有100多個行業，趨勢是不斷發展的。以上海為例，1900年前后有棉布商一百三四十家，五金商58家，百貨商約100家，西藥商6家;到抗日戰爭前，棉布商增至七八百家,五金商897家，百貨商約1000家,西藥商165家，分別增長幾倍乃至一二十倍。從業人員、資金、營業額等也都有相應增長。根據30年代的一些調查估計,全國約有坐商164萬戶，從業人員859萬人，另有行商312萬人。估計1936年私人商業資本約達30億元。

　　官僚資本和商業投機化 1927年以后，出現另一種新的商業資本，即官僚商業資本。它是在國民黨政府實行金融壟斷的基礎上，憑借政權力量發展起來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貿易，1936年起先后壟斷了鎢、銻、錫的運銷。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借口統制經濟,實行多種物資的統購統銷、公營專賣，獨占絲、茶、桐油、羊毛、豬鬃的收購和出口，管制棉花、紗、布貿易。同時國民黨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業也利用特權,投機壟斷,發“國難財”。抗戰勝利后，它們又勾結美帝國主義，壟斷了部分進口貿易。

　　近代商業的投機性遠較傳統商業為大，象上海這樣的半殖民地城市本來就是個國際資本的投機市場。然而，整個商業的投機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國民黨的通貨膨脹政策引起的，到戰后達到頂點。所有重要物資都變成投機籌碼，正當交易停頓，城鄉交流堵塞。工業資本也大量從事商業投機,生產停滯。城市集聚了大量游資,到處興風作浪，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市場面貌才有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