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原來是游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度。蒙金戰爭時期，曾打算盡殺漢人，把耕地都變為牧場，大臣耶律楚材建議不如保留漢人的農業生產，以提供財政上的收入來源。下面一起看下元代的畜牧業是怎樣的?

　　畜牧業

　　元朝的畜牧政策以開辟牧場，擴大牲畜的牧養繁殖為主，尤其是孳息馬群。畜牧業發展趨勢不穩定，由元世祖時的盛況漸漸趨向衰退，到了元惠宗時，畜牧業的衰敗更為嚴重，其原因最大的是自然災害。元朝完善了養馬的管道，設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轉運司和買馬制度等制度。

　　元朝在全國設立了14個官馬道，所有水草豐美的地方都用來牧放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周回萬里，無非牧地。元朝牧場廣闊，西抵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凡屬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當時，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區的優良牧場，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江南和遼東諸處亦散滿了牧場，早已打破了國馬牧于北方，往年無飼于南者的界線。內地各郡縣亦有牧場。除作為官田者以外，這些牧場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奪取民田而得。

　　牧場分為官牧場與私人牧場。官牧場是12世紀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發展形態，也是大汗和各級蒙古貴族的財產。大汗和貴族們通過戰爭掠奪，對所屬牧民征收貢賦，收買和沒收所謂無主牲畜等方式進行大規模的畜牧業生產。元朝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場，安西王忙哥剌，占領大量田地進行牧馬，又擴占旁近世業民田30萬頃為牧場

　　。云南王忽哥赤的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農家宿食，室無寧居。1331年以河間路清池、南皮縣牧地賜斡羅思駐冬。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可見，當時蒙古貴族的私人牧場所占面積之大。

　　嶺北行省作為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為了維護諸王、貴族的利益和保持國族的強盛，元帝對這個地區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畜牧業是嶺北行省的主要經濟生產部門，遇有自然災害發生，元朝就從中原調撥大量糧食、布帛進行賑濟，或賜銀、鈔，或購買羊馬分給災民;其災民，也常由元廷發給資糧，遣送回居本部。元帝對諸王、公主、后妃、勛臣給予巨額賞賜，其目的在于鞏固貴族、官僚集團之間的團結，以維持自己的皇權統治。皇帝對蒙古本土的巨額賞賜，無形中是對這一地區畜牧業生產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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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統治者在占領全國過程中，除沒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還占有大量無主荒田和侵奪有主民田，也有新開墾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場等，都是以蒙古皇室為中心的官僚機構和王公貴族所控制的。

　　蒙古王公貴族圈占民田為牧場的情況，在蒙古國和元王朝初期是相當嚴重的。忽必烈時，東平人趙天麟上疏說：“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在陜西地方，甚至有恃勢冒占民田達十余萬頃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還把大部分官田賜給皇親、貴族、功臣、寺觀。如忽必烈賜給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頃，元文宗圖帖睦爾賜給安西王阿剌忒納失里平江田三百頃，元順帝時權臣伯顏前后共得賜田兩萬頃之多。寺院道觀也擁有大量田地財產，大護國仁王寺、大承天護圣寺擁有田地數以十萬頃計。

　　金、宋末年的漢族大地主，許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財產。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損失很小，他們繼續兼并土地，一些富戶占有兩三千戶佃戶，每年收二三十萬石租子。如松江曹夢炎占有湖田數萬畝，瞿霆發占有私田并轉佃官田達百萬畝。

　　在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廣大勞動人民的處境十分悲慘。其中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的是驅口。驅口是元朝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大部分是戰爭中被擄掠來的人口，后來也有因債務抵押、饑寒災荒賣身，或因犯罪淪為驅口的。驅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從事官手工業勞動;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財物，子孫永遠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買賣。佃戶有官佃和私佃兩種。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來越高，中葉以后往往超過私佃的地租率。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十分嚴重，有的地方佃戶可以被地主典賣，或者隨土地一起出賣;個別地方，佃戶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為女婢，或充當妻妾。自耕農占有極少量土地，他們常常因經受不了地主轉嫁的沉重賦役而傾家蕩產。

　　貴族官僚掠奪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元朝政府承認：各地的地主一般多從“佃戶身上要的租子重，納的官糧輕”。徭役不均的現象也日益嚴重。以元末福建崇安為例，富豪只占全縣納糧戶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卻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卻將富戶應承擔的徭役強加在“細民”身上，“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廣大佃戶、自耕農因破產而典賣妻女、牲畜，或淪為驅口，或離鄉流亡，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