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資治通鑒的失誤之處，歡迎大家閱讀。

　　資治通鑒的失誤之處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云臺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并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后出師表》并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全文照錄。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

　　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舉通鑒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游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共670余條。

　　資治通鑒的歷史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曾十七次批注過《資治通鑒》，并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通鑒》成書不久，其體例后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鑒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鑒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鑒》，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鑒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鑒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鑒論》，清代徐干學的《資治通鑒后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王應麟有書《玉海》，書里面有一部《通鑒答問》。伍耀光輯《通鑒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鑒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鑒》，完顏璹與蔡圭、蕭貢并稱金源一代《通鑒》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鑒》至三十馀過”，元好問說他“于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鑒》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于史學者不加詳也”。

　　由于《資治通鑒》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鉆研《資治通鑒》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鑒熱，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書作商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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