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是一部集歷史、地理、佛教、文學于一身的名著(《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地理類)，簡稱《伽藍記》，為北魏人楊炫之所撰，成書于東魏孝靜帝時。

　　內容簡介

　　《洛陽伽藍記》作者楊炫之，生卒年具體不詳，北朝時期北平(今河北滿城)人，該書是記述北魏洛陽佛寺興衰的歷史和人物故實類筆記，作者楊炫之因撰該書而名世。

　　《洛陽伽藍記》全書共五卷，按地域分為洛陽的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記述佛寺七十馀處。其體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為線索，以洛陽城的幾十座寺廟為綱領，以寺廟為綱維，先寫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風格，再寫相關人物、史事、傳說、逸聞等，在對諸多佛寺形制規模的描摹和始末興廢的勾勒中，反映了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風俗人情，如皇室諸王的奢侈貪婪，南北朝間的交往，北魏全盛時期洛陽手工業、商業的繁盛，民間藝人的卓越技藝和演出盛況等。該書再現了北魏都城洛陽四十年間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傳記、市井景象、民間習俗、傳說軼聞，內容相當豐富，書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條中所載之田僧超吹茄、陳白墮釀酒、孫巖娶狐女等。

　　創作背景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西晉永嘉之亂后，佛教在北方日熾，社會遂盛行開鑿石窟、建立寺廟，僅北魏都城洛陽，城內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權更迭，洛陽陷于兵燹，繁華之地，成為廢墟。都城也遷到了鄴。公元547年(東魏武定五年)，楊炫之因公務路過洛陽，面對繁華名都在現實中卻是“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的凄涼景象，感慨傷懷，因作此書。其意蓋有三：追記洛陽昔日景象，保存史實;抒發國家破忘、京都傾毀的悲傷之情;揭示統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禍害。

　　文獻價值

　　《洛陽伽藍記》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在20世紀，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學、中古佛學、中古文學、語言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及研究空間。[2]

　　史學價值

　　《洛陽伽藍記》的史學價值，史學界有較多的討論及研究。

　　首先，在史學理論方面，臺灣學者何寄澎《試論楊炫之的歷史精神》提出楊氏是在一份濃厚歷史感的驅策下創作《伽藍記》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傳述一段“信史”。李曉明《〈洛陽伽藍記〉的特點》，認為《伽藍記》有以下幾方面的史學特點和價值：(1)因地敘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樣形式，寓褒貶于敘事之中;(3)廣泛的史料來源和多方參證、勇于存疑的治史態度相結合;(4)豐碩的歷史文學成就。王美秀《從質疑歷史到爭奪詮釋權——以〈洛陽伽藍記〉的歷史論述為例》，指出楊炫之身處中國民族激烈沖突的時代，在北魏長期漢化之后又遭遇所謂鮮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牽動的文化認同問題勢難規避，此書顯露的歷史特質與此深有淵源。

　　其次，《伽藍記》在佛教史研究領域得到了人們的關注。如潘桂明《〈洛陽伽藍記〉與北朝佛教》根據《伽藍記》記載的有關佛教事跡，勾畫了佛教在北魏洛陽繁盛的圖景。盧寧《由〈洛陽伽藍記〉看北魏的中原法化》從《洛陽伽藍記》保存的有關建筑園林、教法流播、民俗風情等大量寶貴資料分析，認為北魏統治者推行的漢化與佛教法化對中原地區產生過巨大影響。

　　再次，人們對《伽藍記》所反映的北魏社會經濟、風俗民情、音樂藝術、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黃公渚《〈洛陽伽藍記〉的現實意義》，從揭露統治者的丑惡、反映都市經濟面貌、記錄各階層的動態和社會風尚等方面探討了《洛陽伽藍記》的社會現實意義。

　　文學價值

　　《洛陽伽藍記》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在文學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庫館臣評“其文秾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但由于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輕北朝，《洛陽伽藍記》亦因此淪為遺珠。直至20世紀80年代，《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價值才逐漸得到學界較多關注，林文月《〈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論》認為：楊炫之以冷筆寫空閭，故條理井然，以熱筆寫時間，故好惡分明，有別于后世修史之枯淡處，冷熱交織，遂令這部奇書呈現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陽伽藍記〉新探》則認為，《洛陽伽藍記》整體組織上善于經緯，融史筆與文采于一爐的局部描述是《洛陽伽藍記》一書的不可多得之處。

　　韓國學者成潤淑《〈洛陽伽藍記〉的小說藝術研究》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礎上，對《洛陽伽藍記》的小說史價值作了專題研究，認為該書已符合小說演進中的各種特質，不論從題材上還是從藝術手法，都已成為介乎六朝殘叢小語與唐代傳奇之間的過渡形態，臺灣林晉士《〈洛陽伽藍記〉在文學史上之價值》對《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史價值進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陽伽藍記》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從文學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陽伽藍記》記載的古籍逸文與俗諺歌謠，也為后世的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城建價值

　　《洛陽伽藍記》佛寺為中心，記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體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陽城市規劃、建筑和園林藝術的重要資料。勞干《北魏洛陽城圖的復原》，利用《洛陽伽藍記》和《帝王世紀》、《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晉元康地道記》等資料繪出了北魏洛陽城復原圖。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邦規劃》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栽，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筑，提出北魏洛陽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孟凡人《北魏洛陽外郭城形制初探》，參照《洛陽伽藍記》記栽，結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區的實地考察，對洛陽外郭的形狀、郭門、城墻和主要建筑布局等進行了探究。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結合《魏書》和《洛陽伽藍記》記載，對寧術界研究歧見較大、或未曾注意又關涉洛陽里坊制度認識的一些主要問題作了探索。薛瑞澤《讀〈洛陽伽藍記〉論北魏洛陽的寺院園林》，認為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構成有兩種形式，其寺院園林具有達官貴人園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學者亦用力頗多，如水野淸一《洛都永寧寺解》(注：該文1939年初次發表，收入《中國佛教美術》，1968年)，森鹿三《關于北魏洛陽城的規模》1(注：該文1952年初次發在，收人《東洋學研究》歷史地理篇，1970年)、服部克彥《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1965年)和《續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年》(1968)等，均是以《洛陽伽藍記》作為為主要史料的翹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