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是唐德宗時代宰相楊炎所創之稅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征收金錢為主，一年兩次征稅。建元元年年末，就有了1300多萬的兩稅收益，比“兩稅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財賦收入還 要多出百萬，唐王朝的全部財賦收入達到了3000余萬貫。

　　歷史背景

　　唐代初期，由于實行均田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借這些土地，可以承擔國家的租稅和徭役，并維持一家生計。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制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國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制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余萬貫，地稅粟谷達一千二百四十余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安史之亂以后，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于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江南地區出現袁晁、方清、陳莊等人的武裝起義，苦于賦斂的人民紛紛參加。這就使得賦稅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試探性的或局部地區的賦稅改革。代宗廣德二年(764年)詔令：天下戶口，由所在刺史、縣令據當時實在人戶，依貧富評定等級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稅)，不準按舊籍帳的虛額(原來戶籍上的人丁、田畝、租庸調數字)去攤及鄰保。這實際上就是用戶稅的征收原則去代替租、庸、調的征稅原則。不過沒有貫徹下去。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別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請夏麥每十畝官稅一畝，企圖實行古代的十一稅制，實際上是加重地稅。到大歷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幾次關于田畝征稅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規定是京兆府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分夏秋兩次并且按畝積和田地質量征稅，都是試行的新原則。與此同時，在廣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開始征青苗地頭錢，按墾田地積，每畝征稅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積科稅，不過是征錢而不是征租。

　　大歷十四年(78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到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詔公布。

　　內容

　　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的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征收;

　　主戶和客戶，都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的多少定出戶等

　　兩稅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十一月納畢;

　　“租庸調”和一切雜捐、雜稅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

　　影響

　　積極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

　　兩稅法改變了租稅徭役據丁口征收，租稅徭役多出自貧苦的勞動群眾頭上的作法，它以財產的多少為計稅依據，不僅拓寬了征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財產多少即按照納稅人負稅能力大小征稅，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同時簡化了稅目和手續。這對于解放生產力，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它奠定了宋代以后兩稅法的基礎，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消極

　　長期不調整戶等，不能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

　　兩稅中戶稅部分的稅額是以錢計算，因政府征錢，市面上錢幣流通量不足，不久就產生錢重物輕的現象，農民要賤賣絹帛、谷物或其他產品以交納稅錢，增加了負擔;

　　兩稅制下土地合法買賣，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 ，到后來無法交納，只有逃亡，土地集中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農民淪為佃戶、莊客者更多。

　　兩稅法的部分內容超越了客觀條件，即“盡管社會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貨幣經濟的發展仍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租稅改按貨幣計征的條件還不充分具備。”

　　兩稅依戶等納線，依田畝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歷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征收。

　　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凡鰥寡孤獨不濟者，可以免稅。

　　此外斂者，以枉法論。